材料一：16世纪的欧洲对统称为“印度货”的中国商品怀有极大的兴趣，逐步富裕起来的市民阶层以及艺术品收藏家们，愿意出高价购买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荷兰，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地位，为了弥补这种逆差，不得不支付硬通货——白银。因此，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有学者戏称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为“商业上的纳贡”。
——摘编自樊树志《明史讲稿》
材料二：中国白银流通量不仅在16世纪期间迅速增加，而且在清代乃至在1820年左右仍然继续增长。16—17世纪，白银普及适逢东亚海域的海运(商业及海盗)大发展，也正值市镇和城市活动勃兴。某些手工技艺(特别是织布、瓷器和印刷)臻于完善，这使得中国经过17世纪中叶的衰退之后，能稳当实现自己作为奢侈品出口大国的使命。正是在经济发展、城市振兴的背景下，近代欧洲的首批冒险者到东亚海域上来了，首先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17世纪初又来了荷兰人。这一现象对东亚原无太大影响，因为这些新来者无非是进入远东的商业流通网，并利用这一地区的繁荣局面。但此现象也已预示未来的光景。多亏了他们，中国才获得欧洲和美洲的第一批物品：效率更大的火器、甘薯、花生、烟草、玉米以及借墨西哥大帆船自马尼拉运到远东的银锭。除此之外，还有在精神生活方面显示的并于17世纪确定下来的新方向，其次是自1600年左右起与欧洲科学、技术、宗教的初期接触。人们或许会认为，这可以说得上是中国和东亚近代时期的开端。
——摘编自(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