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裙和铠甲
灰色砖楼被高大的榆树掩映着，阳光透过枝杈投射出斑驳的光影。我走上二楼，靠右手边有一扇深红色木门，门上的油漆像鳞片一样卷起来。
我现在已经不住这儿了。但我知道，打开门左手边就是厕所，冬天想洗澡只能站在便池的木板上，把烧好的热水往身上浇。卧室墙上布满了用铅笔画的、无规则的丑陋涂鸦，那是我小时候的杰作。
我和妈妈曾经在这儿住了10年。妈妈年轻时被保送到成都一所大学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大学当老师。她通过别人介绍认识我爸，后来却独自把我抚养长大。
她在这间房里系上围裙学会了做饭。有一次，她把油菜炒成了黑色的糊状物；还有一次做回锅肉，蒜苗都糊了肉还没熟，最后我们只好出门去吃牛肉面。但是后来，她学会了做糖醋排骨、大盘鸡、水煮牛肉……
那时候我妈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让我觉得“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她不让全家人跟我提她离婚的事，直到3年后我才知道。
我小学学习不好，经常被老师留到晚饭时分。她就在校门口等着，然后牵着我走过土铺的操场和人来车往的马路，去小卖铺给我买一支5毛钱的牛奶雪糕，只字不提成绩的事。
有一次，班主任叫她去学校，说让我留级，还暗示地带我去检查智力。她坚决不肯，回来还说老师夸我学习有进步。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还经常拿成绩开玩笑：“哪天胡瑞生病，我就是第一，不过是倒数。”胡瑞当时是我们班的最后一名。想起那时的自己，真像个浑身长刺的哥斯拉。当时妈妈温柔地呵护着我的整个世界，直到现在，我都没法拼凑出她当时的心境。
2008年，房价开始疯涨，她一咬牙在不远处新建的小区买下一套房，连带装修欠下了20万元外债。从此她只买打折衣服，几乎不和同事出去吃饭。旧房子是学校分配的。冬天漏风，地方又小，她毫不留恋地住进了新房，我却有点怀念住旧房子的那些日子。
不久，她生病了，需要住院切除胆囊。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她也会生病。记忆中，她十分刚硬，涉及原则问题，任我怎么哭闹撒娇都没用。很久以后，姥姥才告诉我，妈妈切除的胆囊里长了癌细胞，有扩散风险的那种。“你以后可要好好对你妈妈。”姥姥看着我，“好好”两个字说得十分用力，她是在心疼自己积郁成疾、又劫后余生的女儿。
妈妈从来不逼着我上辅导班。哪怕是高二期末，我数学考了10分的时候。我高三了，她要求教务处把课排在一天，其余时间住在我学校附近的房子里陪读。
每天她会把我送到车站，看着我上车。我不喝白开水，她担心我渴，就变着花样给我带水。蜂蜜、山楂冲兰香子，玫瑰、红枣、枸杞熬成一锅，冰糖、冬果、梨煮得黏稠。每个晚上我把手机压在作业下看小说，到了9点就说困了要睡觉。一开始地还时不时来问我要不要牛奶或水果，我便匆忙将习题翻开，有时笔都拿反了。后来她就不来了。
那时的我是没心没肺寻开心，她后来提起来却大倒苦水，说每天晚上看着我就着急，最后只好自己去外面转。我以为自己的雕虫小技能瞒天过海，可怎能骗得过抓了多年作弊的她呢？她的同事、朋友，连当时帮我做中午饭的阿姨提起那段日子，都会语重心长地和我说：“那时你妈不容易啊。”最后，我的高考成绩好得出乎所有人的意科，和当时她的隐忍得有多大关系！
母亲一辈子住在大学里，忍过了当时周围人的指指点点，或关心或试探。所谓的“父亲”自从搬出家后，就没来看过我们一次。她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一晃快20年。
好强的个性伴随她很久，现在她在我面前不再装作坚不可摧的样子，但还是有很多话不会说。比如她从来不会说想我，有时给她打电话还会被嫌啰嗦。后来，一个阿姨偷偷告诉我，上大一时，我走后不久，妈妈和她们在一起，提起我就哭。
我家在一个三线小城市，别人听说我要去香港学新闻，都责怪妈妈：“你这是在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啊。”每当这时，她总是笑笑，说：“女儿喜欢学啥就学哈，我哪管得了她啊。”转过头来跟我说：“别担心，妈妈有钱。只要别让我卖血卖肾，妈就供你。”毕业后我想留在大城市做记者，她举双手赞成。但我知道，她其实想让我回去，只是永远都不会说出来。
现在的妈妈早就习惯了独居生活。但我知道，只要我有困难，她依然会立刻化作身拔铠甲的女战士，尽她所能，斩断目之所及的所有荆棘。
（蒋玮琦/文，选自《幸福家庭》2018年第7期，有删改）
想起那时的自己，真像个浑身长刺的哥斯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