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贞观元年，李世民就指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此后还多次指示臣下：“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轻出诏令”。“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李世民自己先后怒杀大理丞张蕴古和交州都督卢祖尚以后，又再三追悔，自责思虑“不审”，甚至斥责臣僚们不该不加谏阻，以致错杀了人，……因此当时虽然已有“三复奏”，即死刑执行前应向皇帝请示三次的规定，但他认为并没有解决问题，于是再又规定了“五复奏”、即决前一日、二日复奏，执行之日又三复奏的制度。并且规定：“自今门下复理，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录状奏”。
材料二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论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