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贞观四年，就如何处理东突厥的政策问题，唐太宗与君臣进行了一番争论）朝士多言：“北狄自古为中国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奴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存属。过分则弱而宜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仍请于定襄都护府为其节度使。此安边之策也。”温彦博以为“徙之于河南兖、豫之间，则乘违物性，非所以存养之也。请准汉武故事，直降匈奴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使为中国幸蔽，策之善者也。”…… 彦博曰“王者之于万物，天翻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沉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欲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仪，数年以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上戒之曰：“……今令尔为都督，尔宜善守中国法，勿相侵扰，非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全也。”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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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贞观元年，李世民就指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此后还多次指示臣下：“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轻出诏令”。“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李世民自己先后怒杀大理丞张蕴古和交州都督卢祖尚以后，又再三追悔，自责思虑“不审”，甚至斥责臣僚们不该不加谏阻，以致错杀了人，……因此当时虽然已有“三复奏”，即死刑执行前应向皇帝请示三次的规定，但他认为并没有解决问题，于是再又规定了“五复奏”、即决前一日、二日复奏，执行之日又三复奏的制度。并且规定：“自今门下复理，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录状奏”。
材料二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论君道》
材料一 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于亡。……及太宗即位，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更加厘改。……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为三十卷。贞观十一年正月，颁下之。
凡削烦去蠧，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应死者多蒙全活。……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
——《旧唐书》
材料二 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
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
——《唐律》
材料三 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鞠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既而悔之……因诏曰：“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五覆奏，自蕴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
——《贞观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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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贞观二年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材料二 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资治通鉴》卷192，唐记八，武德九年十二月
材料三 夫圣代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饬，衣服无文，士阶不崇，大义不和，非憎荣而恶味，乃处薄而行俭。故风淳俗朴，比屋可封，此节俭之德也。
──［唐］李世民《帝范·崇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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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大概终唐之世，对于唐太宗总是一味的赞扬，不允许也不可能出现贬斥的评论。五代后晋时，刘晌等编撰《旧唐书》，说：“贞观之风，到今歌咏。”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宋代以后，对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歌颂的，同时开始对他的个人品行有所非议了，对贞观政事的得失也有所评论了。……自宋、元至明、清，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歌颂唐太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宣扬儒家的“仁政”。不少帝王如明朝宪宗、清朝康熙、乾隆皇帝等，都曾极力推崇《贞观政要》，把唐太宗视为治天下的圣君。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朱熹别有一番议论：“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饬。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
——赵克尧、徐道勋：《唐太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