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灯
铁凝
上世纪70年代初，在我的少年时代，中国的大门还没有向世界打开。当时有一部名叫《看不见的战线》的朝鲜电影，影片中一位化装成教师模样的韩国越境特务手拿一本书，和朝鲜的暗藏特务对接头暗号：
问：你拿的是什么书？
答：歌曲集。
问：什么歌曲？
答：《阿里郎》。
这段对话在中国的中学生中广为流传。上课时常有学生压低嗓音问旁边正在阅读课文的同学：“你拿的是什么书……”
到了21世纪初，有媒体让我举出青少年时期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两本文学作品，前提是只举两本，一本中国的，一本外国的。这要求有点苛刻，尤其对于写作的人。这是一个谁都怕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说实话——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鄙视知识、限制阅读的文化荒凉的时代。又因为出身灰色，内心总有某种紧张和自卑。我自幼喜欢写日记，在那个年代，日记都是成了“忏悔体”了。我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实在没有错误，还会虚构一点写下来——不知这是否可以算作我最初的“文学训练”。偶尔的快乐也是有的，比如看了朝鲜电影，没完没了地模仿其中特务间的接头暗号：“你拿的是什么书？……”这几句平淡的对白之所以被我长久地记住，是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太过贫乏了吧。但我仍然觉得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这对白里毕竟还有几分属于文学的美感，比如歌曲集和阿里郎。我喜欢阿里郎的发音，就像我喜欢耶路撒冷的发音。类似这样一些词的发音给我的唇舌和声带带来了一种无法言表的愉悦和快感。当然，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文艺作品更多的是愤怒、仇恨以及对个体的不屑。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读到一部被家中大人偷着藏起来的书：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上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动，一时间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更重要的还有后面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正是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偷着把我自己解放了那么一小点又肯定了那么一小点，并生出一种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所以我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那个特殊年代，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领略到了文学的魅力，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另一本中国文学，我觉得是《聊斋志异》。在那个沉默、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作者蒲松龄生活在同样也很压抑的清代，他却有那么神异、飞扬、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的那些充满人间情味的狐仙鬼怪实在是比人更像人。《聊斋》里有一篇名叫《婴宁》的小说当时我读过不止一遍。在中国古代小说里，如果哭得最美的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那笑得最美的就是狐仙婴宁。她打破了中国封建时代少女不能笑，不敢笑，甚至不会笑的约束和规矩，她是天生爱笑，笑起来便无法无天，率性自由，哪怕来到人间结婚拜堂时也可以笑得无法行礼……正是这样一些善良的狐狸洒脱而又明亮的性情，她们的悲喜交加的缠绵故事，为我当时狭窄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而有趣味，但又不可与人言的空间。这就是在我的青春期文学给我的恩泽和“打击”，这“打击”具有一种宝贵和难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既甜蜜又酣畅。
（本文是作者在韩国首届东亚文学论坛上的讲稿，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