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北大时代
黄艾禾
1916年时的北大，虽然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以便日后自己当官仕途方便。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北大的这种腐败名声，蔡元培早有所闻，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元培内心里已经下定决心。实际上，“教育救国”的理念，是蔡元培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坚信不疑的信念。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的回忆，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实际上，蔡元培从来也没有把北大校长一职看做是官职，他不做官，也要求学生们不做官。
蔡元培1月4日到北大上任，1月11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当时的北大，被重新分为文、理、法三科，下面再分系；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蔡元培与陈独秀，个性完全不同。陈独秀锋芒逼人，而蔡元培却外圆内方，连疾言厉色都很少见。但是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是他的新锐和毅力。蔡是在翻阅了十余本《新青年》后决意聘他的，一旦下定决心，就一趟趟“亲顾茅庐”。他去陈的住处拜访陈时，因陈习惯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
在蔡元培引进了陈独秀后，陈又引进了胡适进北大当教师。而胡适当时不过是个连博士学位还没拿到的毛头小伙——后来，胡适在他的纪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引进陈独秀与胡适，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著名八字方针下的两段佳话。蔡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在这种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实行教授治校，也是蔡元培在国外留学期间感悟到的。在蔡任北大校长期间建立起教授会、评议会，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等举措，都是对德国大学管理方法的仿效。据时任北大教授的沈尹默的回忆，当时的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举，约五人中选一人。凡校中章程规律，都要经评议会同意。
讲到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就必然讲到“五四运动”。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孕育了丰厚的文化背景，而“五四运动”本身，也直接与蔡元培相关。1919年5月4日，在游行队伍从红楼出发之前，蔡元培曾在出口处挡了一下。他表示大家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要求。但在激愤之下，学生们不肯。
5月4日当晚，北大学生群集在三院大礼堂商讨对策。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蔡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在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而蔡元培却在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第二天，就悄然去了天津，后来回了浙江老家。
1923年之后的蔡元培，人或在海外，或在国内办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等，已经不再管理北大校务，但是，北大却从此确立了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选自《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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