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荣与辱
梁晓声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我上小学二年级那一年，父亲所在的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三线建设去了，父亲积极报名随往。
父亲远赴外省之前，母亲与他几次发生口角——因为水泥。
我家住的是当年的俄国难民遗留的小房屋，已有三十几年历史了，地基下沉，门窗歪斜，早已失去了原貌。父亲早已开始用黄泥维修了。
某年父亲和泥抹房子时，母亲又一边帮他一边唠叨不休：“说过几次了，让你从工地上带回来点儿水泥，怎么就那么难？”
父亲那时每每板起脸训母亲：“再说多少次也白说！从工地上带回来点儿？说得好听！那不等于偷吗？水泥是建筑行业的宝贵物资，而我是谁？……”
母亲也每每顶他：“说来听听，你是谁？你不就是十七岁闯关东过来的山东农民的儿子梁秉奎吗？”
父亲则又不高兴又蛮自豪地说：“不错，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中国领导阶级的一员！休想要我往家里带公家的东西，你那是怂恿我犯错误，有你这么当老婆的吗？”
父亲去往大西南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又与他闹得很不愉快，还是因为水泥。
母亲一边替他收拾东西一边嘟哝：“说走就走，一走还去往那么老远的省份，把这么个破家丢给我和孩子，叫我们往后怎么办？你看这炕沿、窗台，还有外屋那……”
父亲打断道：“还有外屋那锅台是不是？你就别叨叨了，饶了我行不行？我还是那句话，占公家便宜的事我肯定不干，因为我是领导阶级的一员，领导阶级得有领导阶级的样子!”
父母之间的不快，使父亲与我们临别前那一个晚上的家庭气氛沉闷又别扭。
我上初一那一年夏季，父亲自四川归来。
他带回了太多东西，肩挎一截粗竹筒，里面装的是十来份奖状；还背着一只不小的竹编背篓，里面装着白灰和水泥。
母亲心疼地说：“你中魔了？那是非往家带不可的东西吗？”
父亲说：“是啊，我要了你的心愿，用水泥把咱家窗台、锅台、炕沿抹得光光溜溜的，再把咱家屋子刷得白白的，也让你见识见识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干活的质量标准！”
母亲愣愣地看了父亲片刻，一转身，双手捂面无声而泣。
多年后，家里收到一封挂号信，是父亲所在单位从四川寄来的——一份“政治问题”审查结论书。父亲说几句日语，跟工友开玩笑说自己是从“伪满时期”过来的人，结果被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他被派遣到一座山上独自看仓库，一年见不到几次人，那些白灰水泥就是他从废弃工地的废弃物中捡来的。看仓库的那些年，他用自己的钱到村里去买菜籽种菜，让山下的工地食堂派车上山拉走种出的菜。
1978年，我回哈尔滨探家时，又见到了父亲。他不仅是一个老头了，而且，分明还是一个自卑的老头了。似乎，不知从何时起，他那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领导阶级”之一员的光荣感、自豪感，被某种外力摧毁了，彻底瓦解了。为了使他开朗一点，起码不那么像个哑巴似的，我经常主动找些话题与他聊。
我曾问他：“爸，你曾是工人，工人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你觉得你真的领导过什么人吗？”
他沉默良久，才以低缓的语气回答：“我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凡是一个国家，哪能没有几种说法呢？有些事是不必较真的，太较真没意思。”
片刻，他又说：“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对得起发给我的每一份奖状，这就行了，是不是？”
我反而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工龄三十余年，退休后的工资是每月四十六元。
三十余年间，他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钱，加起来不超过三百元。
如今的退休工人，比如我的弟弟妹妹们，时常抱怨“那点儿”退休金太少，根本不够较宽松地来花，但比起父亲当年的四十几元退休金，委实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啊！
联想到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工人们，我不禁生出疼惜不已的敬意……
（原文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