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周书》曰：“国法，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故曰：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
——摘自《管子·任法》
材料二 罗马法逐渐形成这样的观点：习俗未必正确，还有一种藉以做出公平决定的更高的、普遍的法则。这种高级而普遍的“自然法”的法则，是从人的本性和理性产生出来的，因而是为所有人所了解和接受的……法律的力量来自于某一正当权威所规定的东西，而不是仅仅来自习俗、习惯或以前的合法判例；他们把制定法律的权力叫做“最高权力”，认为这种最高权力属于皇帝所有。……罗马法所保护的是国家或政府所认为的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或个人的自由。
——摘自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三 这时人们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公共的，正如作出规定的意志是公意一样。正是这种行为，我就称之为法律。我说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我的意思是指法律只考虑臣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因此，法律还可以规定有各种特权，但是它却绝不能指名把特权赋予某一个人。我们还可以看出，法律既然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所以一个人，不论他是谁，擅自发号施令就绝不能成为法律；即使是主权者对于某个个别对象所发出的号令，也绝不能成为一条法律，而只能是一道命令；那不是主权的行为，而只是行政的行为。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一个非凡人物。如果说由于他的天才而应该如此的话，那么由于他的职务他也同样应该如此。这一职务决不是行政，也决不是主权。使一个国家的体制真正得以巩固而持久的，就在于人们能够这样来因事制宜，以至于自然关系与法律在每一点上总是协调一致，并且可以这样说，法律只不过是在保障着、伴随着和矫正着自然关系而已。但是，如果立法者在目标上犯了错误，那么，国家便会不断地动荡，终于不是毁灭便是变质；于是不可战胜的自然便又恢复了它的统治。如果我们探讨，应该成为一切立法体系最终目的的全体最大的幸福究竟是什么，我们便会发现它可以归结为两大主要的目标：即自由与平等。自由，是因为一切个人的依附都要削弱国家共同体中同样大的一部分力量；平等，是因为没有它，自由便不能存在。
——摘编自卢梭《社会契约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