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欧洲人是以商业和宗教这两种途径接近中国的，不过起初宗教交流就很活跃。明末清初，一批来华耶稣会会士由于精通中国文化而获得高官的赏识，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玛窦，他们脱下僧袍，换仁了儒服，通过与儒家学者们谈天、辨论，用三棱镜、自鸣钟和地理知识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汤若望精通天文，后来他在满清官廷担任过钦天监监正的职务。耶稣会会士在皇室中发展了许多教徒。会士们将大约7000种西文图书带到了北京。17 世纪时会士与中国学者合译出了大约380 种著作，这些书多为神学著作，但也有一些涉及天文、数学、地理、医药、气象、机械、解剖学、动物学、逻辑以及欧洲政治和教育制度等方面的论文和专著。汤若望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出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一书。
——费正清《东亚：传统与变迁》
材料二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西风东渐，对中国的传统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而等清政府认识到这一点时已为时过晚。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曾编译《四洲志》 ，此书后经魏源增补为《海国图志》。魏源的思想新旧参半，他在提出上述主张的同时，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自强运动”便脱胎于这种思想，该派中人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这实际上是魏源等人“经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孙子兵法》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正好表明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不幸的是，中国太大了，士大夫们墨守成规、思想闭塞，对外界情况麻木不仁，因而西方的影响主要只是局限于香港等通商口岸地区。
——费正清《东亚：传统与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