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节选）
田本相
关于《雷雨》的写作，曹禺曾回答过不少人的访问，也曾写过不少文章。他曾把一篇未发表的手稿寄给我“作为纪念”，手稿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创作《雷雨》的过程：
写《雷雨》，大约从我19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就动了这个心思。我已经演了几年话剧，同时改编戏，导演戏，也接触过不少中国和外国的好戏。虽然开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和作剧经验，但我的心像在一片渺无人烟的沙漠里，豪雨狂落几阵，都立刻渗透干尽，又干亢燠闷起来。我不知怎样往前迈出艰难的步子。我开始日夜摸索，醒着和梦着，像是眺望时有时无的幻影。好长的时光啊！猛孤丁地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棵葱绿的嫩芽——我要写戏。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的八个人。记不清修改了多少遍，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到了1932年，我在清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有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
曹禺在写出《雷雨》时才23岁；这个岁数，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许正处在人生朦胧的阶段，而他却拿出了这样一部杰出的作品，这本身就给他的创作蒙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他从来不是冷静的人，而是一个情感十分敏感的人。他把一些人看成是“魔鬼”，把一些人看成是“不幸者”，这些人激起他的愤怒，勾起他的同情，使他落泪。这些压抑的愤懑情绪在他的心中激荡着，积累着，灼热着他的情绪，加剧着他的不安。他不是那种念了什么小说写法、剧作写法之类的书，在那里刻意编织故事的写匠；也不是有着什么明确的匡正社会，扶救人心的目的，和有着高度自觉创作使命的人。他在《〈雷雨〉序》中的回答是真实的：“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雷雨）序》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字，曹禺处处说他不知道《雷雨》是怎样创作的，但又处处写着他是怎样创作的。这可以说是他第一次这样含糊而又明确地写出他的创作宣言，宣布着他的创作纲领。在这里没有一条创作的法则，也没有明确的理论语言，但创作的精髓却深刻地被他把握着，感受着，创作的规律也在其中蕴藏着。坦诚而率真、生动而朴实地写出了他创作的甘苦，创作的动机、创作的灵感，创作的过程；其他如人物的塑造、借鉴和创造。形象的思维，人物的配置，剧情的调整，戏剧的情景，艺术的分寸感，等等，都被他天才般地感受到了，连他的不可理喻的“原始的情绪”“蛮性的遗留”“神秘的吸引”，以及对宇宙的憧憬，都道出了他创作的真相。但是，《〈雷雨〉序》贯穿的一个主要点，是这样一句话：“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是情感的汹涌的流推动他创作，是情感的潮水伴随着人物和场景的诞生，是情感酿成“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是情感酿成戏剧中的氛围和情境。不论曹禺称它为情感、情绪也好，或者称它为“野蛮的情绪”“原始的情绪”也好，都是他在创作中所强烈感受到的。他曾这样说：与这样原始或者野蛮的情绪俱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我性情中燠热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