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隋末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许多经学师尊或遇难身亡，或逃遁荒鄙担任教授，儒经的教授传习也由滔滔洪波转为涓涓细流。唐高祖、唐太宗时，礼遇儒士，习儒谙经蔚为风气。但是，汇集京城的儒经师尊各述己说，难能统一，这和唐皇朝一统宇内，力求思想文化趋同如一的国策是相违背的；同时，唐太宗看到儒学典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令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春秋》、《诗经》、《周易》、《礼》、《尚书》），对“五经”中讹缺的文字详作订正，书成后奏上。为使该书获得时人承认，太宗召集当时名学硕儒重新论对。颜师古所作五经《定本》多引晋、宋以来江南传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十一月，唐朝廷颁布五经《定本》于天下，令学人此后以《定本》作为传习儒经的依据。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