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传统政治哲学里，围绕人民为什么会服从君主统治的问题，形成了两种答案：一是人民悦服于圣王的道德品质和超群才能，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样的圣王，即悦服于“德”；一是人民屈服于君主的暴力统治，如对桀、纣等暴君以及霸主型诸侯的臣服，即屈服于“力”。可见，在现实政治中，德、力都是推行政治意志、实现统治所依赖的资源或工具。依赖“德”还是依赖“力”来进行政治统治，是王霸之辩最初要回应的问题。
孔子力主依赖“德”来进行政治统治，并提出“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主张。孔子认为，在政治治理中，有基于德性的“德礼之治”与基于暴力的“政刑之治”的分别，“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王霸”之分，但其崇尚德礼之教的政治思想则影响了儒家在政治权力运行方式上的基本立场。
在儒家思想史上，孟子提出的王霸之分具有深远的影响。孟子将王、霸对举，并将其中所蕴含的治理或者统治方式上的对峙明确地呈现出来。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在孟子的阐述里，他先说“霸必有大国”，“大国”显然对于君主是有吸引力的；但他接着又说，像汤、周文王这样的圣王所领导的国家刚开始都是“小国”，但是他们推行王道，后来都成为人们敬仰的“圣王”，他们所领导的“国”也成了天下之共主，对于君主来说，汤与文王的成就可能更具有吸引力。这样，孟子列举了两种获得政治成就的可能性，一是推行霸道迅速成为“大国”，二是推行王道收服天下人心并最终“王天下”。孟子主张推行王道，对于现实中的“大国霸道”不以为然。
孟子之后，荀子进一步扩大了王霸之辩。荀子在王霸对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政治统治上王道、霸道、亡（危）道的三分法。荀子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荀子·王霸》）。在荀子看来，王道政治依靠的是德义，德义能促使君主隆礼重贤；霸道政治依靠的是诚信，诚信使得君主重法爱民；亡（危）道政治凭借的则是权谋，权谋则使得君主好利多诈。
虽然荀子提出政治统治上的“三分”，但其核心内容还在于王霸之辩，完全符合道义是王道，部分符合道义是霸道，彻底丧失道义就要丧失其统治的合理性。就此而言，荀子所讨论的 王霸之辩，仍然与孟子所倡导的德性至上的路线是一致的。
王霸之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秦儒家在政治治理路径上坚持道德合法性的主张，即坚信以道德礼义作为权力运行方式的王道必然会取得最优的统治效果，他们相信，王道最终将长久地主导公共生活。从公共性的维度对王霸之辩进行审视，对我们认知儒家公共性思想及其现代转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摘编自朱承《王霸之辩与儒家公共性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