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启，也是当代文学一个新的起点。对民族精神的眷恋与对家国前途的忧思重新迸发，化作“归来者”笔下一行行鲜活的文字和一个个生动可感的人物。作家们成了普通民众个体情绪与家国思虑的代笔人，受到社会的高度青睐。他们内心蕴含的崇高感与家国使命感再次被激发，纷纷以极大的激情与勇气去直面现实人生、干预现实生活。前三十年过度宏大的国家叙事造成的个体压抑与精神“伤痕”需要作家们去抚慰，也促使他们再次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日常生活与非英雄式的普通人物。新崛起的诗人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虽然也延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但其视角开始更多地转向个体化的生命体验。当代文学家国情怀的面向由此开始走向多元，“人”又一次出现在家国同构体系的重要位置。“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等新的文学现象无不建构在“人”的意义复苏之上，宏大的国家叙事逐渐与幽微的个人体验靠拢并置。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西方现代文化与思想进入中国变得快速而便捷，直接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和探索戏剧的萌发。先锋文学和探索戏剧更加强调个体的舒展与极度个性化的表达，试图打破之前三十年累积的过度宏大的家国叙事对个体经验的压抑。它们不标榜家国情怀，也并非摒弃家国情怀，而是从最细微的个体体验入手，提供另外一个思考个体与家国关系的维度。
当然，不断更新并迅速失宠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进入，有时候也会让中国作家们应接不暇而变得茫然，以王蒙、韩少功、阿城等为代表的作家干脆返身，到中国悠久传统寻求寄托与解决问题的路径。“寻根文学”的兴起，意味着当代文学的民族审美自觉的开启。与现代文学主要以揭露与批判传统文化的基调不同，这些作家的作品，在强调现代意识渗透的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追求民族化的审美方式，着力表现独特的民族文化表征。
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言：“文化寻根派作家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同或反省，都投射在他们那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特别富于想象力的艺术风格中。”阿城的“三王”系列、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都在试图从民间与乡土的关怀中，寻求传统文化的病症与潜在的顽强生命力。这直接影响到后来者莫言基于民间立场讲述家国故事的一系列小说作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型急速向前，改革开放的大潮总是在瞬息之间改变各个领域的存在方式，以致个体的生命体验也从原先被规约化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变得零碎而尖锐。商品社会的来临，使民众的焦点从精神层面迅速转向了物质层面。与此相呼应的，是直接促成当代文学从精英化叙事转向对个人生存空间的理解与表达。但是，当代文学的家国情怀并没有也不会就此消隐，只是变得更加多元而复杂，也更加去关注国家发展过程中个体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中国的建构依然是进行时，当代文学也不例外。家国情怀的文学表达在这个时代非但不会消隐，反而会更加饱满。面对急遽的社会形态变迁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文学的当代书写者们，依然需要立足民族文化的根基，根据不同的生命体验与擅长的表达路径，去描摹此时中国的情感底色，与这个伟大的时代同呼吸、共成长。
(摘编自林清华《艺术地描摹时代的情感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