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媒介素养教育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起初是英国学者F. R.利维斯、丹尼斯·桑普森以及一些丹麦教育工作者提出的一种教育主张，后来逐渐在全球多国成为一门新兴的教学科目。中国大陆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起步于1997 年学者卜卫《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一文的发表，在至今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该领域呈现探究视角多元化、实证调查深入化等特征，媒介素养教育从一个陌生的“舶来品”发展为拥有初步本土化理论建构和教育实践的专门领域。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媒介素养教育在学术研究与理论建构时，应当在审视媒介环境变化的基础上，不断对自身进行多维度的剖析和全方位的反思，这对于学科生命力的保持以及教育实践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吴赞、潘一棵《困境与出路：媒介素养教育的多维理论反思》）
材料二：
所谓媒介素养，即在信息的搜集、整理、分析、研判、决策和传播中所必备的意识与处理技能。但是，即便新浪微博开办辟谣账号、腾讯新闻上线较真平台，媒体行业的自我过滤仍旧未能阻止谣言大行其道。显然，加快提升公众媒介素养、开展公众媒介素养教育正当其时。这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正视和解决网络时代信息社会公众教育的长久之计。
相较于起步早、投入多的西方国家媒介素养教育，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尚不成体系，也未能完全进入教学课程体系。随着网络发展深度重塑社会形态，信息驱动的社会发展的力度和广度越来越明显，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被信息所包裹。所以，要尽快补足、补齐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现实短板和历史欠账。
(摘编自马星宇《谣言乱传，公众媒介素养亟待跟上》)
材料三：
疫情发生时，可能会出现媒体中谣言满天飞的情况，面对危机传播中纷繁复杂的信息，公众会有很多种途径进行分析和评价。这些来自不同类型媒介的信息，例如来自政府的权威发布、来自自媒体的传播等，都能够影响到受众对事件的认知，进而影响其行为。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传播中，每一天的谣言与辟谣似乎成为了媒介的重要议题，公众缺乏足够的媒介素养来甄别这些新闻和信息的真假。与疫情相关的谣言传播中，权威媒体的报道是否能够在本次疫情传播中起到关键作用并被公众信任，也值得我们关注。另一个不应该忽视的现象是，突发危机事件中，大众媒体扮演着政府与民间信息流通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承担着厘清真相和议程设置的职能。社交媒体的传播速度和路径相比传统媒体要快很多，于是身处社会舆论漩涡中的每一个体都成为了自媒体中传播与再传播的节点。传统的媒介信息传播路径被极大改变，通过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信息的范围和效果被再度升级，并最终形成一种舆论合力。
在危机传播中，我们要注意，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和科学素养并非在同一个层面上，他们
可能缺乏理性判断和甄别是非的能力，可能在面对科学信息时无法理解或者歪曲性理解。大量未核实信息的自媒体传播，以及带有夸大和虚假信息的人际传播等填补了权威媒体信息发布的空间，并引发舆论的进一步发酵。
(摘编自王茜《疫情传播中的公众媒介素养与危机沟通原则》）
材料四：
当前，媒介全面介入众的生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离不开媒介，人们不分时间、地点和场景接触媒介，媒介甚至已成为人“唯一”的伴侣。人们无法有效区隔媒介接触的时间、空间和场景，人们似乎对虚拟世界更为享受，时刻想逃往虚拟世界、进入虚拟状态，而置现实世界的事实、目标、关系和危险于不顾。因此，有效区隔现实与虚拟、阻断媒介在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感是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
全媒体时代形成的是一种传播主体多元的世界，媒介运作形式多种多样，对民众的控制样式不断更新。媒介给人们提供的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的世界，这样的世界通过既有的知识和能力并不能把握，因此人们迫切需要相关信息，知晓控制性力量，以便形成批判性，最终形成媒介素养。这需要人们动态地了解各种媒介生产的流程、体系、结构、关系和行为，根据已有信息知晓控制力量，进而形成批判力。
媒介平台的出现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迭代和公共服务，而是一种巨大的商业行为，商业逻辑在于促进消费、激起消费欲望，塑造消费社会。因此在技术的推动下，商业媒介平台利用各种场景刺激人们的消费主义情绪，最终大众形成基于消费而生的“焦虑”，这种情绪促使人们不断地失去自我、丧失反叛力，让每个人成为行尸走肉。
(摘编自胡沈明《全媒体时代媒介素养理念重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