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统计，自霍乱于1817年由印度传入中国，清代中国共发生了4次霍乱大流行。尽管清代国家对霍乱等疫病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但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府把日常性的疫病救疗纳入自身的职责范围。这一趋势到清末最终演变成国家在新政中，将自身的卫生和医疗职能明确和制度化。与官方相比，清代社会力量对霍乱的救疗更加积极主动。除了施医送药、祈神驱疫等传统活动，上海等地的乡贤和慈善机构还在外国势力的刺激下，成立了实行强制查验和隔离的防疫医院。国内医学人士也初步完成了中医学对霍乱医理和疗法的探索，甚至有的医家已经认识到环境污染与霍乱的关系，对居所环境和用水卫生提出了要求。
——摘编自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等
材料二 霍乱于1831年由印度传入英国后，英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实行隔离措施，社会各界也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案，但效果甚微。1831—1832年霍乱以后，把霍乱与社会状况联系起来的观点逐渐被大多数英国人接受。1848—1849年霍乱期间，英国政府颁布了《公共卫生法》，成立了卫生总会负责改造城市卫生。然而，该措施并没有阻止1853—1854年霍乱的再次降临，反而因把城市污水肆意排入河流，加剧了霍乱的传播。1866年霍乱证明了斯诺医关于霍乱病菌通过饮用水传播的理论。据此，英国议会出台了1875年《大公共卫生法》和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切断了霍乱传播的途径。到19世纪末，英国霍乱防治的方法被接纳为国际预防措施的基础。
——摘编自毛利霞《从隔离病人到治理环境：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