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先秦时期，儒法两家虽共同认识到了官吏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但在选官层面上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如荀子所说：“虽王公大人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法家则认为，个人素质、个人喜怒等因素都是主观任意的，靠不住的，严明的刑罚会使官吏望而生畏，官吏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听命于君主，在官与官之间用“刑无等级”严格约束，使官吏无任何非分之想，以“刑治”达“吏治”。
——摘编自龙昶等《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龚自珍基于朝廷“而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者亦三十年”的现实，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魏源认为要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关键在于要用“贤能之士”，用人应以“德”、“才”为标准。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变法”必须“变人”，变人必须改革“官制”。章太炎要求“在官者，非有过失罪状，为法吏所报当者，总统不得以意降调……总统与百官行政有过，及溺职受赇（贿）诸罪，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征之、逮之而治之”。
——摘编自阎青义《论近代思想家的整饬吏治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