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出现跟余华自身的创作勇气与努力分不开，亦可说是时代使然。因为80年代后期，文学在逐渐向内转，今天回过头来看，可以肯定的是：（甲）自 80 年代末开始，至今仍 如火如荼 的“新历史小说”，诸如余华的《呼喊与细雨》、刘恒的《苍河白日梦》以及苏童的《枫杨树乡村系列》和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等，恰恰是新的文学历史话语转折的标志。
（乙）《活着》意味着 90 年代后余华的创作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现代性回转至民族性或民间性，从 80 年代“激进”转入到相对“平和”的状态，开始平静地关注民生的生态。
《活着》尽量规避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摆脱阴暗的氛围，对人类生 存苦难意识予以关注，并传达出人因与死亡的抗争而获得尊严的意旨。（丙）《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南方文坛》2001 年第 4 期）一文认为，从表现的“苦 难中的温情”到推崇的“温情地受难”，“余华所以尊福贵为偶像，是企盼自己乃至 中国人能像 福贵那样‘温情地受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