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是一种文艺创作传统。它既是指具体的写作方式和技巧，也是一种流派、风格和精神的代名词。这种“对于生活本来面目的描写”，并不是拘泥于个别生活现象、人的生物本性和零度评价态度的书写，而是要做到如恩格斯所言“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就必然是现实主义的，关键要看其是否具有真正现实主义的基本书写态度和原则。
20世纪以来，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互动影响之下，现实主义也具有了某种“开放性”，但其基本精神仍然一以贯之。当下一些文艺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小环境不乏“现实”元素，但却局限于几乎忽略清晰时代性的男女情爱和家庭矛盾的“杯水风波”，不能使受众从中领略人物生活于其间的时代“大环境”气息，更遑论这种大环境与人物活动小环境的高度融合与统一。而当这样看上去十分吸睛的“杯水风波”又与码洋、票房、收视率直接挂钩之时，其剧情的狗血、人设的崩塌、伦理的无底线就不足为怪了。
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任务就在于，艺术再现现实生活中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呈现能够“直抵人心”的、具有鲜明现实或历史时代印记的生活。经典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老舍、曹禺及其作品，中国当代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等作品都是如此。电视剧《大江大河》以宋运辉、雷东宝和杨巡等人物为中心，表现改革开放背景下国企、集体和个体经济的浮沉与进取。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应以细腻而真切的描绘，表现世纪转折之际中国人个体和群体的情感心理、行为风范、人际关联、道德伦理等要素，不仅展现基于时间之维的多向嬗变，也尽可能地再现基于空间之域的多元态势。
现实主义创作的至高境界是创造史诗般的作品。处于伟大复兴征程之中的当下中国色彩斑斓、精彩纷呈，具有“史诗”气象的现实，有着文艺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源泉。同时，在中华文化和文学数千年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历经70年的共和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时期，文艺大国迈向文艺强国的绚烂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应该说，从书写的对象到书写的情境与基础，中国文艺已经具备了“新史诗”创作的基本条件，书写“新史诗”的雄心和责任也正在传递给每一个有远见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
以现实主义方法和精神去创造新时代的民族叙事和国家叙事，理当成为一个基本遵循。在这当中，恪守历史与现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新史诗”创作的基本内核，即尽可能地去还原历史原态和价值，去呈现将要变成历史的现实。而不是逞一时之快，虚化、戏说、想象、曲解和解构历史原态。如果从更为远阔的境界上讲，以现实主义精神创造当代中国文艺的“新史诗”，还需要关注全球人类一般形态的现实生活，并给予体验、审视和反思。这样，或许就会使这种书写既具中国视野与中国情感的专注性，又有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性和广泛性，在最大广度、深度和力度上宣示中国文艺“新史诗”的民族风格和世界意义。
（《光明日报》2019年11月20日，《以现实主义精神创造中国新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