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杜甫同时代作家作品为收录范围的三种诗选中，《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和主潮，《箧中集》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动向，这些是当时比较重要的诗歌选本，杜诗亦在这三部诗选入选范围之内，却都先后意外落选。原因何在？
殷璠《河岳英灵集》是被认为最能代表盛唐诗歌理想的诗选，盛唐诗坛重要人物基本入选其中：其序称其收诗起于开元二年，止于天宝十二载，而这个时间正与杜甫创作前期重合。杜甫当时诗歌创作数量也不少，却没有引起诗坛和殷皤的注意。除了进入长安较迟、年资不深这一客观因素之外，主要原因应是杜诗本身问题，即其内容、艺术风格和当时主流风尚并不一致。如深受令人赞美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借写景而喻时事乃至“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的高自标置，在当时认为反而不如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人的即景写实、淡定优雅，杜诗“沉郁顿挫”风格不太符合殷璠气象高华、“风骨”与“声律”兼备的要求。
元结《箧中集》序主张“雅正”，肯定入选作者“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元结文学思想明显是盛唐“别调”，并非主流，正好和杜甫比较接近，然细审之，杜甫其人其诗并不完全吻合其选人、选诗之标准。杜甫曾为左拾遗，并非“正直无禄位”“忠信而久贫贱”者，且杜诗主题与单纯歌咏个人苦难也不一致，他们关注个人疾苦，而杜甫则忧国忧民，杜诗虽歌咏个人苦难，但往往推己及人，这种精神正是杜甫超越《箧中集》诸子之处。因此，杜诗和《箧中集》诗人同中有异，反映出杜甫与《箧中集》诸子人格境界的深刻差异。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时间与体例明显上继《河岳英灵集》，进入《河岳英灵集》的盛唐诗人如孟浩然、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皆不再入选、，高氏自序选诗标准为“体壮风雅，理致清新”“朝野通取，格律兼收”。杜甫其时和《中兴间气集》所收诗创作时间交叉，杜诗却没能入选《中兴间气集》，这显示出“沉郁顿挫”的杜诗受当时崇拜盛唐气象的诗人一致冷落，当然主要还是因为诗歌理念、诗歌内容与风格的巨大差异——卧病江湖感叹“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吟咏“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杜甫哪能看到“中兴”气象？此外，人际交往的限制也不可忽视。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漂泊蜀中，远离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也与活跃的诗人群体存在巨大时空阻隔和社会身份的高低落差。杜甫暮年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的无限慨叹，显然是回顾了平生被主流诗坛忽视甚至轻视的基本事实。
虽然同时代主流诗坛和重要诗选忽视杜诗从而迟滞杜诗传播与影响的扩大，但在杜甫身后不到三十年，他的诗作很快就迎来真正的知音，得到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推崇。
（摘编自吴怀东《杜甫的诗为什么会落选》）
作文与运思
朱光潜
①作文章通常也叫做“写”文章，在西文中作家一向称“写家”，作品叫做“写品”。写须用手，故会在中文里有“眼高手低”之说。这种语文的习惯颇值得想一想。到底文章是“作”的还是“写”的呢？创造文学的动作是“用心”还是“用手”呢？
②一般人作文往往不先将全部想好，拈一张稿纸，提笔就写，一直写将下去。他们在写一句之前，自然也得想一番，只是想一句写一句，想一段，写一段；上句未写成时，不知下句是什么，上段未写成时，不知下段是什么；到写得无可再写时，就自然终止。这种习惯养成时，“不假思索”而任笔写下去，写得不知所云，也是难免的事。文章“不通”大半是这样来的。
③这是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是把全部作品都在心里想好，写只是记录，像克罗齐派美学家所主张的。苏东坡记文与可画竹，说他先有“成竹在胸”，然后铺纸濡毫，一挥而就。“成竹在胸”于是成为“腹稿”的佳话。这种办法似乎是理想的，实际上很不易做到。第一，我们的注意力和记忆力所能及的范围有一定的限度，把几千字甚至几万字的文章都一字一句地记在心里，同时注意到每字每句每段的线索关联，并且还要一直向前思索，纵假定是可能，这种繁重的工作对于心力也未免是一种不必要的损耗。其次，想到一点意思，就必须把它写下来，否则那意思在心里只是游离不定。好比打仗，想出一个意思是夺取一块土地，把它写下来就像筑一座堡垒，可以把它守住，并且可以作进一步袭击的基础。第三，写自身是一个集中注意力的助力，既在写，心思就不易旁迁他涉。
④我个人所采用的是一种折中办法。在定了题目之后，我取一张纸条摆在面前，抱着那题目四方八面地想。想时全凭心理学家所谓“自由联想，不拘大小，不问次序，想得一点意思，就用三五个字的小标题写在纸条上，如此一直想下去，一直记下去，到当时所能想到的意思都记下来了为止。这种寻思的工作做完了，我于是把杂乱无章的小标题看一眼，仔细加一番衡量，把无关重要的无须说的各点一齐丢开，把应该说的选择出来，再在其中理出一个线索和次第，另取一张纸条，顺这个线索和次第用小标题写成一个纲要。这纲要写好了，文章的轮廓已具。每小标题成为一段的总纲。于是我依次第逐段写下去。写一段之先，把那一段的话大致想好，写一句之先，也把那一句的话大致想好。这样写下去时，像上面所说的，有时有新意思涌现，我马上就修改。一段还没有写妥时，我决不把它暂时摆下，继续写下去。
⑤寻思是作文的第一步重要工作，思有思路，思路有畅通时也有蔽塞时。在蔽塞时，我们是否就应放下呢？
⑥福楼拜有一封信札，写他著书的艰难说：“我今天弄得头昏脑晕，灰心丧气。我做了四个钟头，没有做出一句来。今天整天没有写成一行，虽然涂去了一百行。这工作真难！艺术啊，你是什么恶魔？为什么要这样咀嚼我们的心血？”但是大凡优秀的作品未始不从这种艰苦奋斗得来。元遗山与张仲杰论文诗说：“文章出苦心，谁以苦心为？”大作家看重“苦心”，于此可见。就我个人所能看得到的来说，苦心从不会白费的，思路太畅时，我们信笔直书，少控制，常易流于浮滑；苦思才能拨茧抽丝，鞭辟入里 ， 处处从深一层着想，才能沉着委婉，此其一。苦思在当时或许无所得，但是在潜意识中它的工作仍在酝酿，到成熟时可以“一旦豁然贯通”，普通所谓“灵感”大半都先经苦思的准备 ， 到了适当时机便突然涌现，此其二。难关可以打通，平路便可驰骋自如。苦思是打破难关的努力，经过一番苦思的训练之后，手腕便逐渐娴熟，思路便不易落平凡，纵遇极难驾驭的情境也可以手挥目送，行所无事，此其三。
⑦大抵文章的畅适境界有两种，有生来即畅适者，有经过艰苦经营而后畅适者。就已成功的作品看，好像都很平易，其实这中间分别很大，入手即平易者难免浮浅，由困难中获得平易者大半深刻耐人寻味，这是铅锡与百炼精钢的分别，也是袁简斋与陶渊明的分别。王介甫所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是文章的胜境。
近年来，在青年人中掀起一股新节俭主义的热潮，这折射出了青年人的新消费价值观念。新节俭主义是一种崇尚理性、独立人格、简约生活的消费理念，与传统节俭理念不同，具有不奢侈、不浪费、理性消费、享受生活等特征，坚持“省钱而不降品位”“省钱而不失时尚”“省钱而不减体面”等原则。“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不花，该花的钱一分钱不省”，既是新节俭主义者的鲜明写照，也是青年人消费观念和价值的真实折射，反映的是一种更为理性的消费意识和较强的理财能力，表现的是在满足一定物质需要之后的发展和享受需要。
新节俭主义经历了从物质短缺时的主动节俭到物资丰足后的奢侈、再到现在的物质丰富下的主动节俭，不再体现为物资短缺与人们生存需求的矛盾，而是体现为物质相对丰富与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辩证融合，是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务实、适度、合理的消费，是对简约而不简陋、朴素而充实生活的追求。这种新潮流建立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上，可谓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消费理念。
新节俭主义为何在中国流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实现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由于在一些工作中片面强调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抬头。当资源面临枯竭、人口红利不再、环境污染严重、道德开始沦丧，出现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失落时，新节俭主义就成了人们消费生活的一种时代选择。其一，社会能源和个人收入都较为固定，可供支配的资源有限；其二，人的欲望太多甚至贪婪，需求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而这难以一一满足，必须有所取舍。其三，经济学的成本核算原理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以较少付出获得较大收益，以现有收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合理需求。新节俭主义是青年人面对社会生活重压的务实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关于节俭的论述，勤俭节约具有修身、齐家、治国的功能，关乎个人、家庭、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儒家的“过犹不及”、道家的“清静无为”、佛家的“向性中作”等，特别是儒家所倡导的克己、尚俭、节用、中道等观念，今天对我们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中国哲学中，曾有著名的天理人欲之辩，提出过无欲、寡欲、纵欲、养欲、节欲等学说。节制是一种美德，这可谓是新节俭主义的中国哲学基础。中国是礼仪之邦，爱惜财物、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等思想和行为，对新节俭主义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此外，新节俭主义还受国外极简主义、环保主义等社会思潮的积极影响。简约生活是新节俭主义的内涵之一，在这点上极简主义与新节俭主义非常相似。极简主义的核心理念是让事情变得简单易懂，它所追求的避免复杂、追求简单，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最为推崇的生活理念，与新节俭主义同向同行。环保主义作为一种保存、恢复和改善自然环境的意识形态，与新节俭主义反对浪费的理性消费本质相匹配，客观上对新节俭主义也起到了助推作用。
（节选自贺才乐《新节俭主义为何在青年中流行》）
公共健康伦理学就是关于公共健康的伦理研究，它旨在研究与公共健康相关的所有伦理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应奉行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公共健康干预以集体利益或人口作为目标，引起了关注个人自由的生命伦理学的不满和挑战。这通常被描述为“善与权利”之间的冲突。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以协调吗？
公共健康伦理学是生命医学或更为一般地说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生命伦理学有一个典型特征，即关注病人个人健康权利和自主性。但是，公共健康关心整个人口的健康，以集体而非以个人健康为目标。这与生命伦理学尊重个人自主的原则不同。对于流行病等公共健康问题，生命伦理学并无兴趣，只是后来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隐私保护等问题，才使生命伦理学开始思考公共健康主题。
但是，生命伦理学关注公共健康，明显是一种错位。因为双方的追求目标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英国学者奥尼尔解释说：“在我看来，当代生命伦理对公共健康知之甚少的基本原因是，它对个人自主性的关注表明，所有为了健康的强制都是错误的。然而，许多公共卫生措施如果要有效，就必须是强制性的。”这段话表明，生命伦理学坚持个人自主原则，无法接受公共健康干预的强制性，认为它是对个人权利的伤害。但是，如果公共健康措施没有强制性，显然又无法保证自身的有效性。这样看来，两者似乎没有办法调和。
公共健康伦理虽然从生命伦理中脱胎而来，但它的发展可以视为对现代伦理个人主义极端发展的一种反叛和纠偏。生命伦理过多地关注个人或医患关系，强调个人权利的实现，并没有从群体角度看待社会成员也有责任和义务捍卫、保护社会与群体的健康及安全。因此，尽管公共健康伦理脱胎于生命伦理，但它已经形成了新的样式，而非以生命伦理为模板。但是，以集体利益为目标，必然意味着伤害个人利益吗？
那也未必，实际上公共健康伦理与生命伦理的冲突是可以协调的。
首先，双方可以实现互惠。美国豪斯汀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就表示，生命伦理学可以为公共健康提供伦理概念并澄清伦理问题。在此方面，生命伦理中的一些原则如正义原则、不伤害原则等，在公共健康中仍然起作用。而公共健康可以拓宽生命伦理学的视域。例如，从个人自主性和临床关爱趋向关心人口健康，就是一个扩展视域的过程。
其次，公共健康虽然以全体人口健康为目标，但这里的“人口”概念当然是由个人组成，因而不能排除对个人利益的考量。说公共健康不考虑个人利益，肯定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理由，将公共健康伦理学发展成一个孤立的话语，以区别于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从总体上看，我们有好的理由保持或追求理论的统一性。”道森的这段话旨在批判以奥尼尔为代表的冲突论，他认为可以将生命伦理和公共健康伦理协调起来。一方面，如果生命伦理学的“非干涉的自由”是一种优先原则，则肯定无法真正接受其他价值。
所以，只有打破这种优先性原则，才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虽然公共健康伦理建立在对集体利益追求的基础上，但是它并非必然要求排斥个人利益。公共健康伦理学关联着社会如何引导个人追求共同的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公共健康伦理学，反过来又是一种生命伦理学。它们彼此都对社会关系的现实保持敏感。因此，公共健康伦理和生命伦理之间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在追求目标上是可以趋同的，只要双方保持对社会关系现实的敏感。
总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以共同善为引导的正义社会，而不是抱持“非干涉的自由”的幻觉，无视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在传染病暴发的背景下，国家有责任实施公共健康干预来保护民众健康。公共健康伦理学需要开放的视域，需要向权利话语开放；公共健康不仅需要国家权力，而且需要个人的参与。这也是人类获得健康和安宁的条件。
（摘编自朱彦明《公共健康伦理与生命伦理》）
今天，后现代写作的叙事实验越来越难以走出小众化的怪圈，回到中国小说传统的声音不时响起。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说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传统。那么，中国小说到底有哪些有别于西方的传统？
中国小说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叙事传统。西方小说非常重视叙述一个完整的事件，“结构的完整性”往往成为评价一部西方长篇小说的标准。中国小说也注重讲故事，但在故事的结构之外，常常还有另一重潜在的结构，例如明清小说中的“四季结构”，或者说“季节的转换”。以《红楼梦》为例，“四季”具有对应人物、家族命运的叙事功能，如写庆寿、看戏、结社、消夏、过冬，以及一应的衣饰、食物。一部《红楼梦》，不过写几年的春去秋来，便写出了中国人“恒常”的人生与面对自然的心灵世界。可以说，“四季”的结构方式是中国小说对小说结构的独特贡献，深具启发意义。而“四季”之类的结构方式又衍生出在讲故事之外的“非叙事性”，常常描写“无事之事”。再加上大量抒情诗的运用，构成了与西方小说传统的标准大异其趣的景观。
另外，注重人物的语言，重视说话人的“声口”，以语言来表现人甚至用来表现故事，是中国小说的又一个优秀传统。西方文学更重“事”，小说注重描写事件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小说，往往对人物的语言投入更大的关注。我们对中国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使他成为一个活灵活现、神情毕肖的个人，所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金圣叹评《水浒传》的好处，认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胡适赞美《海上花列传》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认为它的长处在于“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地发展……”。其中，“语言的传神”是胡适认定这部作品为杰作的重要依据。
当然，小说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小说传统也在不断创新和转化。老舍、张爱玲、沈从文等现代作家融合中国小说传统与西方叙事经验的写作，已经成为中国小说传统的一部分。传统需要更新、生长与创造，传统正是在与创新错综复杂、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时，才得以延续的。正如老舍所说，“旧文化的不死，全仗着新文化的输入”。
中国小说传统，应该得到不断的发掘、继承和发扬。中国小说唯有继承发扬自身的传统，才有可能产生世界性的优秀小说作品。正如昆德拉所说的，“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这个历史”。
摘编自《将中国小说的传统重新擦亮》《光明日报》（2018年11月16日）
作为特殊的观念形态，审美从来都是与所处时代紧密相连的。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革命都会改变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审美形态也必然随之而变。因此，我们有必要挖掘并阐释“技术”与“审美”的关联，探讨审美的未来发展及其可能性。
每一次技术变革都带来了审美方式的变革——从审美介质到审美形态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与传统审美形态相比，数字化技术制造的审美新形态不仅在生产、传播、接受等方面呈现出迥异的方式和崭新的状态，而且形成了自身较为独特的风格。审美的视觉化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不断延伸与加强，尤其是VR等数字技术介入影视创作，壮阔宏大的战斗场面、离奇梦幻的探险之旅都转换为奇妙的视觉盛宴，给观众带来审美娱乐。美颜相机、抖音、快手等App软件的大规模普及，使得视觉美学广泛流行，而且以广泛蔓延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随着网络文化的崛起，网络族群化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审美形态。尤其是网络技术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网络寻找自己喜欢的数字生活方式，在网络空间中建立具有共同审美倾向的族群空间。相较于传统的审美族群，网络族群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技术是人体和感官的延伸。”这是麦克卢汉极具前瞻性和思想性的判断，他将“媒介”描绘为与人的感官相互作用的技术设施——媒介让感官得到了延伸。毋庸置疑，媒介改变了我们的境况。然而，当我们赞叹当代技术的同时，亦不能忽视审美赋能技术精神内核的重要意义。
审美为技术赋能，并不只是用绚丽的美学形式对之进行包装，关键是要基于技术去创造新的内容价值和文化意义。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等节目的热播，“云观展”再次激发了人们对博物馆以及传统文化底蕴的深入挖掘。然而，“云观展”观的是文化而不是技术，云端技术只是一个先进的平台载体。“云观展”要想持续保持活力，关键还在于如何打造其产品内容与文化内核。
审美赋能技术精神内核，就是赋予技术以文化意义和价值品质的过程。审美赋能离不开对技术发展时代的理解，也离不开对文化资源的积累与认识的提高。审美为技术赋能，就应充分将技术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当然，借助有效的审美形式，技术得以创意性表达，从而可以更好地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价值共识和文化认同。
随着新时代对美好生活的探索与追求，人们对技术与审美的双重需求将进一步加强。“美好生活”包括了“美”的生活与“好”的生活。学者向勇认为，“好的生活”需要通过科技创新等“硬创新”手段来引领效能革命；“美的生活”则需要基于“软创新”来实现对精神层面的品质追求。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就是要推动“硬创新”与“软创新”的融合创新，形成“软硬兼施”的卓越创新模式。因此，在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的过程中，技术与审美的融创是必由之路。
实现技术与审美的融创，一要借助新技术应用表现形式、传播载体的变革，以新形式深入挖掘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深厚内涵、人文精神、价值取向。二要把握好数字化时代机遇，通过高科技助力文学创作、影视作品创作、文化景区开发等领域的内容创造，催生更多的审美文化新业态和文化消费新模式。近期爆红的李子柒、李佳琦等网络直播达人，再次证明了技术制造的美学形式与资本、市场的有效融合。
诚然，技术发展带来了无限潜力，让生活变得更好。同时，审美也为技术赋能，不断增加技术的文化厚度与智慧魅力，使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毋庸置疑，推动科技与文化审美的融合创新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必由之路。科技与文化审美的深度融合，既为科技产品注入文化内涵，又促使文化资源通过新技术获得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表达。
（摘编自孔苏颜《让审美在数字化时代焕发新活力》，有删改）
宋代是一个商业经济空前繁盛，物质生产水平获得极大提升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在获得物质满足的同时也出现了奢侈浪费的现象。对这些现象，时人有所警觉，并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思和劝诚，提倡饮食节俭观念，戒奢从简，重塑良好的饮食习惯和风俗观念。
宋立国之初，崇尚俭朴作风，少见以金银等贵金属制作日常器用，文人士大夫也少有以侈靡相互夸耀逞胜者，公卿之间以清俭为高风亮节。然而到北宋中期，国家承平日久，社会风气逐渐发生改变，饮食奢侈浪费成风。南宋时期，社会上也一度风俗好奢，人情好胜，同北宋初年清俭的社会风尚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人们对丰盛饮食的追求，不仅体现在鲜香诱人的味觉体验，还包括精巧美观的视觉享受。宋人饮食聚会之际，席面上往往陈设一些装饰物，或是食品，或是器用。北宋时宫廷举行盛大宴会，所列装饰物有“看食”“看菜”。御宴席面上，每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为表示对辽朝使者的特殊礼遇，额外增添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等，以小绳束缚，作为“看盘”。南宋时人们宴请宾客，于佳肴之外，或别具盛馔，或馈以生气，或代以缗钱，皆不食主物，作为“看菜”。席面摆设“看菜”本源于一种古老的礼仪，所设食物皆可食用。但后人曲解古礼本意，只供观看而不食用，无疑是对食物的极大浪费。此外，宋人饮食过于求精求新，热衷对食物进行装饰、雕刻等加工，对食材精雕细刻、制作奇巧造型，夺人耳目之余必然造成食物的浪费。
面对宋代社会饮食奢侈浪费现象的日益严重，一些有识之士有所警觉，呼吁节俭饮食、倡导清俭食风。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群体，以笔为器，以文为据，对此类不良饮食风气从各个角度进行劝诫和警示。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宋代文人多从“俭以养德”的角度出发倡导节俭、反对奢侈。罗大经指出“节俭之益非止一端”，特别强调“俭则不贪不淫，是可以养德也”，大力倡导“戒奢从简”的生活理念。时人还认为帝王饮食习惯既事关个人德行修养，又与国家治乱兴衰相关，以饮食节俭规谏帝王的现象相当普遍。
随着对节俭理念、戒奢意识的逐渐认同，宋代士大夫不仅将其视为建立个人良好品德形象的要求，而且强调家风节俭朴素是子孙后代福泽不衰的重要保障。名相寇准作风奢侈，子孙后代“习其家风，今多穷困”，成为士大夫自我反思和规劝教育后人的案例。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明确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意在劝诫后人谨守节俭之道，避免沉湎于奢侈浪费的生活风尚。不仅如此，他在生活中也厉行节俭，以身作则。个人和家庭之外，乡里地方在树立乡规范时，同样将节俭作为重要内容广为宣传，教化乡里。
面对饮食奢侈浪费现象，宋代士大夫宣扬戒奢从简的生活理念，努力营造“俭以养德”的礼会氛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信服遵循的至理名言，时至今日依然发人深省。
（摘编自纪昌兰《戒奢从简：宋代饮食风气与节俭观念的提倡》）
每个诗人都有他独特的性格、作风、意见和态度，这些东西会表现在作品里。一个读者要单选上一个诗人的东西读，也许不是有益而是有害的，因为我们无法担保这个诗人是完全对的，我们一定要受他的影响，若他的东西有了毒，是则我们就中毒了。我以为我们可以有一个可靠的选本，这位批评家应该懂得人生，懂得诗，懂得什么是效率，懂得什么是价值。
我以为诗是应该自由发展的。什么形式什么内容的诗我们都要。我们设想我们的选本是一个治病的药方，那么里面可以有李白、杜甫、陶渊明、苏东坡、歌德、济慈、莎士比亚；我们可以假想李白是一味大黄吧，陶渊明是一味甘草吧，他们都有用，我们只要适当地配合起来，这个药方是可以治病的。所以，我们与其去管诗人，叫他负责，我们不如好好地找到一个批评家，批评家不单给我们以好诗，而且可以给社会以好诗。
历史是循环的，所以我现在想提到历史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时代，了解时代赋予诗的意义，了解我们批评的态度。封建的时代，我们看得出只有社会，没有个人，《诗经》给他们一个证明。《诗经》的时代过去了之后，个人主义社会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而且实实在在就果然进到了个人主义社会。这时候只有个人，没有社会。个人是耽沉于自己的享乐，忘记社会，个人是觅求“效率”以増加自己愉悦的感受，忘记自己以外的人群。陶渊明、谢灵运之流忘记社会，为自己的愉悦而玩弄文字——当我们想到那时别人的苦难，想着那幅流民图——这是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了，到了极端，即是宣布了个人主义的崩渍、灭亡。杜甫出来了，他的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共同欢乐，共同悲苦，杜甫之后有了白居易。诗人从个人的圈子走出来，从小我而走向大我，《诗经》时代只有社会，没有个人，再进而只有个人没有社会，进而到这时候，已经是成为个人社会了。
到这里，我应提出我是重视诗的社会的价值了。我以为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发展成为“社会属于个人，个人为了社会”的，诗是与时代共同呼吸的，所以，我们时代不单要用效率论来批评诗，而更重要的是以价值论诗了，因为加在我们身上的将是一个新时代，诗是要对社会负责了，所以我们需要批评。从目前的情形看，一般都只讲求效率，而忽视了价值，所以我要大声疾呼，请大家留心价值。有人以为看重价值就会忽略了效率，就会抹杀了效率。我以为不会，诗是社会的产物，若不是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它的。诗人发掘出了这原料，让批评家把它做成エ具，交给社会广大的人群去消化。所以原料是不怕多的，我们什么诗人都要，什么样的诗都要，只要制造工具的人技术高，技术精。
(摘编自闻一多《诗与批评》)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材料一：
中国古典小说的回目与西方小说标目在文体功能上是相同的（虽然二者有更深刻的不同）：回目都是一个完整的叙述句，概括叙述一段情节；一般而论，回目的设置又均位于每回正文之首，在本回情节尚未展开的时候，读者已经读到对其概括的回目了。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这无疑也是“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之一，即预叙。
回目都是以一个单句或一联偶句来简要概括本回即将发生的故事内容：翻开嘉靖本《三国志演义》，读者们会依次看到“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等回目，在尚未进入小说正文的叙事世界之前，读者已粗略了解到相应回次的故事内容，在阅读过程中，因已有叙事进程提供的悬念，每回回目的预叙功能就更为突出，如第六则之末董卓欲行废立之事，袁绍反对，二人相峙，就在剑拔弩张的关头，此则结来，读者们自然急切地想知道结果，袁绍性命如何？董卓究竟能否得逞？翻过一页，不必看正文便已知道，董卓已经得逞了，因为第七则回目云“废汉君董卓弄权”；然这一则又以曹操出计诛董卓为结束，不知所出何计，但下则回目“曹孟德谋杀董卓”一出，读者也即明白……如此连环往复，直至全书结来。
重要的是，不仅每回的回目置于本回之首从而对本回故事进行预叙，而且，全书的回目还会集中为目录置于书前，有的作品除此之外在每卷前还有本卷的目录，打开目录，即可提前知道它的情节发展——应该说，在这种标目体制中，全书故事被不同层级的回目重复预叙、反复皴染，因而，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几乎没有秘密可言。
不过，中国古典小说回目体制的预叙功能是一把艺术的双刃剑：一方面它向潜在的读者提供了更多有关叙事世界的信息，从而使读者的选择可更明确，也使其对此叙事世界的进入更为顺利；另一方面却也养成了叙事艺术欣赏的保守。
如果把对一部小说的阅读看作一次艺术世界的探险乃至于冒险的话，那么，中国古典小说所培养起来的读者们也许会缺乏一些勇气与耐心，其成因自极复杂，但是，回目的预叙体制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种体制养成了对叙事艺术欣赏的保守：听众或读者需要在一个艺术事实发生之前便得到一定的提示信息，如果没有，面对无法把握的艺术世界，他们可能会难以接受。
进一步看，还可以发现，此种倾向无论是因读者的口味引导了作者的创作，还是作者的追求培养了相应的读者，总之，它与其他因素一起形成了中国叙事文学的特点：因循过多，缺少艺术世界中的远征与新拓。西方大部分小说文本给予读者的仅仅是一个信息量极少的书名，简单的书名后隐藏的东西在阅读之前无法预知，因此，读者的阅读过程便是与这一叙事世界中的人物、情节、沉思猝然相遇的过程，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探险式阅读其实关联着相应的创作机制，因此，作者的创作也尽量避免程式成规，从而在艺术表现上拥有了生机勃勃的新陈代谢。
（摘编自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的叙事功能》）
材料二：
一般而言，长篇小说的标目应当概括本段落的故事情节，中国古典章回小说表面上看似乎也不例外，但若细究则发现并不尽然，因为，后者标目与情节错位的现象颇为常见，且也被作者们认可。
以《水浒传》为例即可知其普遍存在。第一回下句云“洪太尉误走妖魔”，正文回末恰讲到一道黑气冲天而去，完整的解释却在下回的开端；第二回下句云“九纹龙大闹史家村”，所谓的“大闹”，主要指的是史进与少华山一起反抗官军并火烧庄院事，然官军刚刚包围史家时，第二回便结束了，与官军之战却置于下回；第八回的“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更是如此，此回从头至尾未见鲁智深的名字，事实上后半段情节只是为“大闹野猪林”作了铺垫，真正的故事却在下一回。
很多研究者已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张天翼所论“品字形”特征即指此。这与章回小说的说书基因有关，说书艺术必须保证有“扣子”，“品字形”错位也就成为常用的手法。不过，这种早期的技术性考虑在章回小说的艺术发展中逐漸被小说家们接受并成为一种艺术手法。回目在叙事流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与节律：古典小说中，节制是一种常态，但叙述流也需要有冲破节制的时候，这种时而处于回目控制之下、时而又突过限阈的关系其实也给叙事艺术带来了生机，使作者可更自由地运用回目与正文的搭配，造成不同的艺术效果。也就是说，在后来的小说家手中，技术性的错位发展成了一种有意味的错位，比如在文人化的章回作品《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手法的自觉应用。
但由于章回小说的发展逐步脱离了说书母体，很多人对这一手法已不甚了然，他们仅从案头阅读来看，以为这种错位是作者的疏忽。
（摘编自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
宇宙是唯一的吗？
吴 炎
20世纪70年代，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一种假设，即我们的宇宙只不过是许多宇宙之一，它们都有着各自的物理学定律和错综复杂的结构，生命就在其中一切条件都恰好适宜的宇宙中出现。到了80年代，现代宇宙学中的某些理论则证明，这样的“平行宇宙”的确可能存在。近年来，英国科学家发现了另一个“宇宙”在我们的宇宙中遗留的痕迹，他们认为有可能证明多元宇宙的存在。
“宇宙膨胀”能产生更多宇宙吗？
科学家通过宇宙大爆炸遗留下来的辐射证实，宇宙曾经历过一个转瞬即逝的超高速扩张阶段，科学家将这个阶段称为“暴涨宇宙模型”。简单地说，就是宇宙在极其短的时间(远小于1秒)里，将其体积扩大，就像吹气球一样。而如果膨胀的速率稍微改变一点儿．我们的宇宙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因此，许多科学家开始怀疑“暴涨宇宙模型”。他们提出，我们现在观测到的宇宙空间，更贴切的说法是类似一个泡沫，在宇宙之外还存在无数个泡沫，也就是说，存在无数个宇宙。所有的宇宙有着同样的或者说类似的机制进行各种限制，每个宇宙都经历了一次大爆炸，它们都是在大爆炸中诞生，并且存在着相同的物理定律。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宇宙都能“存活”下来，只要将大爆炸的“参数”进行细微的调整，各种宇宙就会出现不同的情况了。
多元宇宙论的观点
支持“宇宙永恒膨胀论”的科学家认为，我们所在的宇宙只是一个更大宇宙中的其中之一，不管是我们的宇宙还是其他的宇宙都处于不停膨胀当中，在此之间也有更多宇宙产生，此论点也被称为“多元宇宙论”。其他宇宙在特性上与我们所处的宇宙存在差异，但与我们所处的宇宙共存。虽然“宇宙膨胀说”仍然没有切实的理论模型，但理论表明，的确可以有若干宇宙以不同的速率同时膨胀。在这个更为广大的“多元宇宙”中，我们的“宇宙”只不过是极渺小的一个单元罢了。其他的宇宙中可能无法产生银河系、恒星、行星和生命，甚至根本无法产生物质。然而我们所认为的生命存在的必备条件也许并不唯一，同时修改若干常量或定律，组合得出的物理学定律体系与我们所认为的条件大相径庭，但可能营造同样适宜于生存的和谐世界，甚至可以有生命在其中诞生。
另一个“宇宙”被发现的证据
不久前，英国科学家罗杰·彭罗斯称已经发现了宇宙大爆炸之前还存在另一个宇宙的证据。他在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研究中，发现了神秘的同心圆现象，可以据此推断宇宙诞生之前还有宇宙，并且同心圆提供了前一个宇宙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痕迹。他的研究报告称，一共发现了12个同心圆辐射“印迹”，其中有5个环具有特别的意义，分别对应着宇宙演化历史上5次大规模的事件。 出现在星系团附近的神秘“圆环”的变化幅度从背景辐射上看却显得非常低。因此研究人员似乎开始抛弃“暴涨宇宙模型”，“暴涨”理论认为宇宙诞生于一次大爆炸中，并在将来会继续膨胀直到到达一个临界点。这种宇宙模型不仅有开端，也有结束。
这一发现并不是对大爆炸理论的否定，相反，它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大爆炸可能发生过很多次。科学家们解释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循环”的宇宙中——一个宇宙终结，标志着一个“世代”的结束。但是它会立即引发一次大爆炸，从而产生一个新的“世代”，也就是一个新的宇宙，这样永恒循环。两位著名的宇宙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斯泰恩哈特和牛津大学的尼尔·图洛克曾出版图书表示：“无论是时间还是宇宙都没有开始或者结束。宇宙进化过程是循环往复的，‘大爆炸’每一万亿年发生一次，每一次都伴随着新物质和新辐射的产生，并形成新的星系、恒星、行星以及生命。我们不过是最近一次循环的组成部分。”
(有删改)
随着信息技术深入发展和深度应用，数据已经成为生产经营活动必不可少的新生产要素。如何促进数据要素有效参与价值创造和分配是信息时代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数据之所以能创造价值，一方面是因为它能提高经济运行体系中原有要素的价值转化效率，促进生产效率提升；另一方面是因为数据本身就能产生新的价值。比如，数字经济的发展及业态创新本质上就是基于数据信息的价值创造。但数据创造价值的功能并不能直接实现，数据要素也不能直接参与价值分配，而是要经过数据创造、加工并传输给数据要素使用者后，才能创造价值、参与价值分配。由此可见，在信息时代，能否掌握数据资源并将其有效转化为生产要素，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竞争力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产业体系最完备、制造业规模最大、信息化基础设施领先的国家，每年创造出巨量的数据资源，是名副其实的数据资源大国。一些国际数据公司和数据存储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到2025年，全球将有近30%的新增数据资源来自中国。我国也是数据利用强国。2018年底，我国有10家企业名列全球互联网上市公司30强榜单，在信息产业部分领域实现着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转变。也应认识到，虽然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信息产业发展迅速，但数据要素在创造价值并参与价值分配方面还面临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和技术短板。比如，数据资源开放程度有限，大量数据资源处于“休眠”状态；信息产业和数据应用部分环节、领域还存在被“卡脖子”风险；数据应用不广泛、应用程度不深，数据价值衡量缺乏统一标准等等。这些体制机制障碍和技术短板，严重影响了数据要素参与价值创造的效率和价值分配的公平性。
尽快消除这些体制机制障碍、补齐技术短板，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解放思想。既不能因担忧信息泄露而拒绝数据资源开放和交易，也不能把信息社会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都简单地归咎于数据资源的使用。而是要建立健全数据开放协调机制，加快实现数据共享，打破数据孤岛，推动公共数据资源稳步向社会开放。二是进一步完善和升级信息化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城市千兆网络和IPV6规模部暑，推动5G示范工程和规模化应用，加快行业专用网络建设，推进工业互联网设施建设及相关标准的统一、推广，不断扩大数据创造和采集规模。三是加快数据资源确权立法。加强数据产权保护，打击数据盗用等违法行为，建设线上线下数据市场，促进数据产权交易；研究和执行合理的数据使用规则，夯实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制度基础。四是注重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在鼓励数据信息公开、共享和交易的同时，严厉打击数据信息的非法收集、储存和交易。五是完善数据创新链、产业链。大力支持数据信息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重点发展基础统计分析、风险感知和预测等竞争力偏弱的领域。六是加快推进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改革，使其符合信息社会发展需要，吸引海外高端人才来华就业、创业；同时，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完善引才、用才配套措施。
(摘编自史丹、邓洲《促进数据要素有效参与价值创造和分配》)
老字号遗产资源的转化
朱以青
如何使老字号延续和发展、以免沦为文化标本，是政府、企业及学界都在关注的问题。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尤其是老字号企业中的核心技术都是通过口传心授、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才世世相传，与各个地域的民俗风情、文化变迁、社会发展相交融，逐渐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事项或文化模式。
核心技艺和文化是老字号的精髓，是需要传承的。但在社会变迁和发展过程中，老字号也不能一味地固守传统而不求新，如此，只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该是僵化的消极保存，而应该是在不违背和破坏其核心价值和核心技艺的情况下，将之引入生产领域，让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到当代人的生活中去，让现代人享受祖先留给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之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
老字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主要是老字号的概念、技艺、品牌等核心文化如何在现代生产条件下通过其产品传承再现。技术和产品创新是老字号资源转化的第一个路径。老字号企业都有自己世代相传的独门绝技，这些技艺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老字号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是老字号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存活下来的法宝。然而现代社会日新月异，市场多元，一种或几种产品很难满足90后、00后消费者的需求。老字号引以为傲的传统工艺、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成本高，效率低，很难适应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只有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通过技术创新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能使老字号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需要，实现长久发展所以技术创新对老字号而言，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仅仅攥着祖传的老秘方是远远不够的，要保护传承好老味道、老工艺，就必须有先进技术作支撑，这样才能再现老字号的辉煌。
老字号遗产资源转化的第二个路径是营销理念创新。许多老字号固守“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理念，坚持“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传统，导致了质量上乘的产品销售不出去的尴尬局面。现代社会日趋多元、时尚，消费者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再仅仅关注产品的使用价值，更注重产品背后的附加价值。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字号企业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和现代新传媒进行营销。通过设立电商旗舰店，进行网上宣传和销售，老字号拉近了与年轻消费者的距离，为持续发展增添了后劲。2017年，中华老字号在天猫的消费者同比增长170％，销售额同比增长10％。通过电商，有些老字号还热销海外，跻身全球品牌。
老字号遗产资源转化的第三个路径是旅游体验创新。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人们的休闲时间与日俱增，在“可支配收入增加”及“闲暇时间增加”两大因素的驱动下，旅游者已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旅游，开始选择富有特色的休闲度假旅游产品，进行地域特色、时代特色和个性特色鲜明的文化体验。老字号企业作为一个商业实体，有着它独特的企业产品，无论是商品、技术或服务，它都向社会提供着自有的产出，同时，老字号企业通过这些产品，传承、体现着历史，传扬着文化，坚持着某种精神，这些都能够满足游客的吃、游、购、娱等要求，在旅游六要素中有着比较确定的功能对应位置，也就是说，老字号企业的外在产品、企业行为以及老字号所蕴含的精神文化，都可以直接参与和融入旅游活动中。
（有删改）
品牌命名的语言之美
翟 甜
一直以来，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国际化的商业往来中，产品的推广过程往往兼顾着语言与文化的传播。品牌最终能否得到消费者的认可，不仅依靠自身产品的价值以及能否真正站在消费者的文化习惯上去为其服务，也需要生产者在树立品牌形象时切实考虑消费者需求。其中，消费者的语言习惯是文化习惯的具体反映之一。众多商家在缔造品牌文化时，如何让自家品牌“响亮而大气”，以最精准的语言体现企业文化内核，成为近年来热议的话题。品牌所体现的汉语之美与汉语文化自信有深刻的联系。
纵观中国传统品牌的命名，在选字用词时，老字号品牌多选用“福、庆、德、泰”等中国人认知中与吉祥喜庆相关的字词，如“全聚德”“隆庆祥”“瑞蚨祥”“盛锡福”等，这就很容易激活汉语母语者对品牌产生积极的联想，增加认同性。另一方面，传统品牌塑造过程也重视语言所代表的意象的产生。如“张一元”的“一元”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同仁堂”中，“同仁”源于《易经》，意为和同于人，宽广无私；“丰泽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丰富而味道润泽的情景。老字号品牌将自身的产品与美妙的意象联系起来，无形中影响了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的潜意识。同时，传统品牌名称在发音上多为三音节，在音节上，既凸显于平淡的双音节词，又不会像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词那样增加记忆负担。而第三个音节的声调多为阴平（一声）和阳平（二声），这就使得这个音节音响效果出色，朗朗上口且易于汉语语言使用者记忆。传统中华文化的自信通过老字号的汉字、意象、韵律得到多方面表达。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曾指出，汉语借用外来词时，意译是正常的方法，音译只是变通的方法。作为美式快餐代表的“麦当劳”（Mcdonald's），进入中国后，作为外来词，“麦当劳”采取的是直接音译的造词方式，但这很难使人直接从语言形式中把它的意义推断出来。“麦当劳”代表的意义已突破了作为一种食品的基本词汇内涵，而成为美国快餐，乃至美国文化的典型代表。随着20世纪美国文化的强势蔓延，麦当劳文化席卷全球。音译词这样的造词方式，本身是两类相异文化的一种无缝对接。但由于不同文化背后的实力之差，这种音译词曾一度成为“时尚”的代表。2017年10月12日，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其各地分公司也将陆续更名。这一做法立刻引发网友的热切关注。据介绍，此次名称的变化也体现了企业进一步中国本土化的需求。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洋品牌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放弃了以前直接音译的命名方式，更多地选择利用汉语的语言文字之美、向中国文化靠拢的做法来为自己的品牌命名，以达到迎合中国消费者的效果。如全球著名的民宿网站Airbnb将自己的中文名定为“爱彼迎”，此名可使中国人明显感受到该品牌内涵中浓烈的“彼此相迎之意”；瑞典享誉全球的家居品牌IKEA译名为“宜家”，这一译名取自《诗经》“之子于归，宜室宜家”，使熟悉中国文化的消费者非常容易与舒服适宜的家居生活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共鸣。
中国品牌“走出去”同样体现汉语之美。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从根本上说，语言的自信来源于文化的自信，我们对汉语的自信相当程度上源于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可。对外传播中国语言与文化的方式的选择上，传播者们越来越多地选择使用我们日常熟悉的语言表达手段。当中国制造的小米手机风靡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时，“Xiaomi”的汉语拼音也在这些国家和人们的口中传递；在覆盖世界142个国家的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上，“给我起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已成为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外国学生经常对汉语老师提出的请求；“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网购”已然成为在华留学生最想在自己国家使用的中国名词。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海外的传播，由中国创造的新词汇、新名称正逐渐成为沿线国家的热词和流行语。所有这些无不彰显出以汉语为载体的中国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改）
现实主义是一种文艺创作传统。它既是指具体的写作方式和技巧，也是一种流派、风格和精神的代名词。这种“对于生活本来面目的描写”，并不是拘泥于个别生活现象、人的生物本性和零度评价态度的书写，而是要做到如恩格斯所言“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就必然是现实主义的，关键要看其是否具有真正现实主义的基本书写态度和原则。
20世纪以来，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互动影响之下，现实主义也具有了某种“开放性”，但其基本精神仍然一以贯之。当下一些文艺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小环境不乏“现实”元素，但却局限于几乎忽略清晰时代性的男女情爱和家庭矛盾的“杯水风波”，不能使受众从中领略人物生活于其间的时代“大环境”气息，更遑论这种大环境与人物活动小环境的高度融合与统一。而当这样看上去十分吸睛的“杯水风波”又与码洋、票房、收视率直接挂钩之时，其剧情的狗血、人设的崩塌、伦理的无底线就不足为怪了。
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任务就在于，艺术再现现实生活中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呈现能够“直抵人心”的、具有鲜明现实或历史时代印记的生活。经典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老舍、曹禺及其作品，中国当代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等作品都是如此。电视剧《大江大河》以宋运辉、雷东宝和杨巡等人物为中心，表现改革开放背景下国企、集体和个体经济的浮沉与进取。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应以细腻而真切的描绘，表现世纪转折之际中国人个体和群体的情感心理、行为风范、人际关联、道德伦理等要素，不仅展现基于时间之维的多向嬗变，也尽可能地再现基于空间之域的多元态势。
现实主义创作的至高境界是创造史诗般的作品。处于伟大复兴征程之中的当下中国色彩斑斓、精彩纷呈，具有“史诗”气象的现实，有着文艺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源泉。同时，在中华文化和文学数千年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历经70年的共和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时期，文艺大国迈向文艺强国的绚烂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应该说，从书写的对象到书写的情境与基础，中国文艺已经具备了“新史诗”创作的基本条件，书写“新史诗”的雄心和责任也正在传递给每一个有远见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
以现实主义方法和精神去创造新时代的民族叙事和国家叙事，理当成为一个基本遵循。在这当中，恪守历史与现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新史诗”创作的基本内核，即尽可能地去还原历史原态和价值，去呈现将要变成历史的现实。而不是逞一时之快，虚化、戏说、想象、曲解和解构历史原态。如果从更为远阔的境界上讲，以现实主义精神创造当代中国文艺的“新史诗”，还需要关注全球人类一般形态的现实生活，并给予体验、审视和反思。这样，或许就会使这种书写既具中国视野与中国情感的专注性，又有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性和广泛性，在最大广度、深度和力度上宣示中国文艺“新史诗”的民族风格和世界意义。
（《光明日报》2019年11月20日，《以现实主义精神创造中国新史诗》）
①小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宋元时代，杂剧、南戏迅速发展，小说发展也出现了与它的存在在形态和历史命运休戚攸关的重大选择。小说由案头写作被抛到市井演说，由说话人发挥“舌辩”，讲述着古今故事、市井风情，并汲取了市民社会的经验、欲望和趣味，最终为世俗娱乐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学文化方式。由此，小说以话本的物化形态，与无限丰沛鲜活的民间智慧结缘，为自身的白话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动力。话本的含义是话之本，包括说话之所本和说话之文本，它是说话留下的文字形态。话本的特质。在于它源于民间，它以民间智慧改造了宋元文学总体结构。
②话本小说的发展，与当时的人气旺、财气旺和娱乐气旺有着深刻的关系。“三气旺中首先是人气旺。宋平残唐五代之知，经一百五十年承平发展，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人口突破一亿，远远超出盛唐时期官方统计的五千多万。南宋国土不及北宋三分之二，人口仍达六千万左右。农业经营趋于精耕细作，粮食亩产约为唐代的一倍半。这就提供了一个基础，有力地支撑着纺织、印刷、制瓷、造船、冶金等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人口在几十万以上，甚至达到百万的城市。其次是财气旺。宋代城市的商业功能增强，商贾设立行会，行商长途贩运，与辽、夏开设边境贸易的榷场，与大理国茶马互市，开通泉州、广州等地的海上陶瓷之路，使得富商巨贯的财产在百万贯以上。与此相应，在非主流文化中出现某种重视商业的观念。商贸的发展，促使在大量铸造通宝铜钱的同时，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其后一工百年间发行量增加二三十倍，最多达三亿多贯。直到元朝忽必烈时期，明令用纸币取代银币、铜钱。这些都从特定的角度反映着城市商业已具规模。
③人气和财气在城币汇聚，就产生了其三—一娱乐气旺的效应。宋以后的城市不同于唐代四面设墙、坊与坊、坊与市分隔的坊里制，而采取了临街开店、四通八达的街巷制，这就出现了聚散方便、表演热闹的大大小小的瓦舍勾栏。各路艺人在那里表演杂技、魔术、相扑、皮影、傀儡、弹唱、说话伎艺，市民文化相当繁荣，并且有了夜场或夜生活。只要对比着阅读宋人写的《东京梦华录》一类城市风情笔记和唐人写的《教坊记》，就不难理解一种新的城市娱乐需求促进了说话伎艺和话本小说的丰富发展。丰富的大众娱乐美学可能形成了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等书中开列的“说话四家”。说话门类的出现，表明行业发达和众多艺人业有专长。说话艺人组合成雄辩社，又有书会才人撰写文本，因而各种说话名目如春草繁生、旋生旋灭者当不在少数，但一些杂书和目录书留有篇目的尚有近二百种，经过整理存世的宋元话本尚可读到五十种左右。
（节选自《中国古典文学图志》）
缎类服饰在《红楼梦》中出现频率之高，花色品种之丰富，在丝绸织物中当属首位。缎的质地较厚，由于丝线交织的特殊结构，其中的一面具有平滑光泽的效果，所以在《红楼梦》中又极其形象地称之为“闪缎”。《红楼梦》中丫鬟媳妇穿的背心的通用面料是青缎，这是一种黑色的普通缎料，运用最广泛。另外，青缎也是制靴的主要面料，据《清稗类钞》载，“靴之材，春夏秋皆以缎为之，冬则以建绒”，第三回中贾宝玉的靴子就是“青缎粉底小朝靴”。《红楼梦》中多次提到蟒缎，如宝玉身着“秋香色立蟒白狐箭袖”，北静王穿“江牙海水五爪龙白蟒袍”，贾母的屋内陈设有金钱蟒缎靠垫、引枕和大条褥等套具等。第五十六回，江南甄府送给贾府的礼物中也有“上用的妆缎、蟒缎”，蟒缎是妆缎中织有龙蟒纹的一种。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记载，雍正三年三月十五日内务府奏折中，有皇帝用满地风云龙缎、大立蟒缎等名目。可见蟒缎属于高档富贵的服饰用料，非普通人家所能享用。
妆缎就是妆花缎，是元明清以来宫廷专用丝织品，在当时是“上用缎匹”的一种，也称为云锦。据清孙佩《苏州织造局志》卷七载，上用缎匹品制繁多，其中妆缎有五爪大龙满妆、葫芦团龙妆，团龙火焰圈有云妆、纯圆金团龙金焰圈无云妆等，蟒缎有四爪大蟒缎，圆金四则团蟒等。曹家历任江宁织造达60年之久，曹雪芹对于上用缎匹极为熟悉。据南京云锦研究所编写的《云锦简介》：“妆花和织金锦，是南京传统丝织品工艺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品种。明清以来，妆花和织金锦在御用贡品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自帝王后妃的御用服饰，到宫廷帷幔垫榻的装饰；从内廷书画、寺庙佛经的装潢，到对外国君臣使节的赠赏，都大量地使用这两个品种。”《红楼梦》中，曹雪芹栩栩如生、如数家珍地描绘的雍容华贵的云锦服饰，出现在200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会上，主持人倪萍、周涛、朱军、李咏等，身着用南京云锦制成的礼服，为亿万观众所瞩目。目前，南京云锦已被列为中国向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推荐的“世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五个候选项目之一，因其完全符合代表一种独特艺术成就的标准，有望继昆曲后，成为中国又一“世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洋缎在书中也屡有出现，第三回中，王熙凤初见黛玉时上穿“大红洋缎窄裉袄”，宝玉则穿着“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洋缎就是倭缎，据《天工开物》记载，倭缎系日本国织造，后漳、泉海滨一带仿造，《大清会典》记载有江宁织造局每年织倭缎六百匹。倭缎只被贵族服用，与平民无缘。
生态美学以建设世界万物宜居、美好的生存家园为研究出发点，以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环境整体为研究对象，倡导一种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和谐与生命互动。在生态美学看来，自然存在的环境本身就具有“全美”价值，而实现人与自然生态的平衡与连续性就是美，反之就是丑。所以，人类的活动既不应以自我中心为原则来实现对自然环境的无休止掠夺，也不应以主观审美趣味来随意破坏、改造自然，而应在尊重自然环境的存在价值基础上，遵守自然生态规律来进行活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极为注重天时、地利、人和的息息相通，休戚与共，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荀子云：“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在儒家哲学中往往是以“天”或“天地”观念来进行阐发的。“天”在儒家哲学中具有多重意义，如冯友兰曾把中国哲学中的“天”分为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等诸义。不过，中国先秦哲学的一个转变即在于对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进行了哲理化，把“天”与最高本体——“道”结合，形成了以自然之天与义理之天相贯通的天道观。“天道观”的出现表明了一种理性精神的确立，意味着中国哲学从先秦开始就主要是以一种哲学智慧而非宗教信仰的方式来把握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存环境的连续性体验。要求人去敬守天道、遵循天道而不是去僭越天道、乖违天道，这意味着古人是以自觉的理论反思意识来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一方面把“天”视为了万物生命所出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人应当对“天”有着一种敬畏的态度。儒家天道观中所涵摄的自然之天与道德义理之天的融通，将生态伦理、道德意识渗入对天地自然的认知当中。这就表明，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天”或“天地”除了今天的自然界意义外，还赋予了“天地”一种至诚悠远、博厚高明的精神含义。在儒家看来，正是有了“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至上良善，自然万物才得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这种精神含义是与古人所共识的万物同出于天道生成的天人一体观念紧密关联的，因而是精神反思性的，是道德律令式的。
“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天地”这种神圣性功能使得人在自然环境面前能保持谦卑恭敬的姿态，以感恩天地馈赠衣食的心态来面对自然。后世儒者与帝王都是在这种对“天”的敬畏中进行着各种祭祀天地的礼仪活动。“以天地为本”“参赞天地之化育”等观念都成为儒家谋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指导原则。“天地合而后万物兴。”在儒家看来，只有在与天地万物、外在环境相亲相爱的关系中，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万物生命才能得到繁荣昌盛。今天生态危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对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毫无敬畏之心，肆意攫取与过度开发，从而破坏了天地自身的平衡稳定与和合创生。“敬则不逐物，亦不遗物。”所以，重提儒家对天地万物、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对营造美好家园、美好生态环境是极有意义的。
(摘编自余开亮《儒家的生态智慧与美好家园建设》)
汉字的魅力
说到汉字，不能不提及世界文明史。世界的古代文明，可以说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圈，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圈，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圈，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圈四大文明。这四大文明之中，前三者互相交往而发展，成为近代文明的源流，只有中国几乎未与其他文化发生关联而独自发展出汉字文化圈。因此，无论是汉字的发展历史，还是汉字所承载的中国独具的文字文明和文化底蕴，都足以令中国人感到自豪。
但是，由于汉字本身的特点所带来的缺陷，如撰文用字多、字形复杂、难记、难读，在过去几十年中，汉字的发展前景广受汉字文化圈中一些国家的议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要想准确把握汉字的功过是非，必须审视汉字的发展史。在对汉字发展史上的基本事项进行简洁明晰的梳理后，那些对汉字抱有成见的人就会明白：现在就想把拥有四千余年历史、担负着人类文明发展史一翼的汉字塞进博物馆里，还为时尚早。
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的表记法从古代到现代是连续发展的，从甲骨文、青铜器文字、篆体字，到隶、行、楷，没有文化断层。而与汉字、汉学有关的律令制度，如国家概念、产业、生活、文化等，也都跨越广阔的版图，从中国平原，传播至东方的朝鲜、日本，南方的越南。虽然多数国家后来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依然有着汉字的影响和痕迹存在。如朝鲜的自创文字“谚文”的意思是“非正式”的文字，因而朝鲜“正式”的文字依然是汉字，这跟日本称汉字为“真名”，称自创的文字为“假名”相同，都是出于对汉字的尊崇。
但在过去的近百年里，“汉字文化圈”曾经缩小过，就连毛泽东、鲁迅等也曾主张废除汉字，认为汉字终将改为世界通用的表音文字。但事实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实施拼音文字，其作用只不过是拼音文字充当了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韩国在文字政策上曾先后经历了汉字时代和“韩文专用”时代。许多韩国专家指出，抛弃汉字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知识、哲学和思想的贫困，今天的经济危机，就是韩国半世纪以来推行韩文专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它导致韩国社会出现大量文盲。所以，韩国开始反思，于1991年11月和1994年9月在汉城先后两次举行了“汉字优于拼音文字”的国际汉字学术研讨会，并且成立了“国际汉字振兴协会”。日本也是如此，它曾减少了可识的汉字字数，但现在又增加了。
现在，从世界潮流看，“汉字文化圈”在扩大，汉字也在为创造21世纪人类的高度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汉字不仅是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根基，而且是能够超越语言的不同而让彼此知晓共通意思的最佳媒介。透过汉字，不用语音也能达到彼此理解、彼此认同和彼此融合。
中国新诗为何处境“尴尬”
①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商周的四言，到楚骚汉赋、汉魏乐府、隋唐律绝和宋词元曲，可谓灼灼其华，蔚然大观。千百年前的黄钟大吕，至今犹萦绕在苍穹。然而中国新诗在诞生近百年后的今天，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它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中华古典诗词曲赋的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令广大读者望其兴叹，最后只好弃之而去。中国新诗为何会处境尴尬呢？
②首先，是由白话新诗至今未能构建审美规范更无法达成审美共识造成的。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还是楚辞、乐府、律诗、宋词、元曲不论其诗体形式怎么演变，但都是讲究韵律的，作品都具有节奏美、旋律美和韵式美。由于白话新诗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便成为其发展的严重弊端和障碍。
③其次，是由某些诗人一味地强调诗体形式而忽略主题思想造成的。诗歌是文学形式美的一种体现，但形式美只是诗歌的美丽外衣而已。过分地强调诗体形式，从而否定主题思想的意义，如近年来所谓的技术主义、玄学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就像失去了土壤的禾苗一样，必将枯萎。
④最后，是由当代诗人在商品经济时代的退缩和自闭造成的。同古典诗词曲赋相比，当代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其一，迫于现实社会生存的巨大综合压力和人类因物质文明进步而带来的精神困惑，当代诗歌的内容越来越局限于私人性的东西，正日愈失去处理重大社会题材的艺术能力，这就使得它日愈减少获得公众关注的机会，而只有在少数未被现代社会物质化的心灵当中获得知音；其二，随着诗人们从社会文化中心退却，科技英雄和商业英雄、娱乐英雄取代了艺术家的中心地位，诗歌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 诗人们成了一个不被社会关注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奇怪群体，这更加加剧了他们的自闭倾向；其三，当诗人们精神的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喧嚣、乐趣、庸俗、时尚的方向，于是平庸困扰着诗歌界，诗歌的阵地越来越虚弱。
⑤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新诗只有志存高远，发扬其应有的精神文化提升作用，既在主题内容方面深度切入自己的时代，又在诗艺表现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诗词曲赋艺术，随时代、社会、语言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改进，让中国新诗界尽快构建审美规范并早日达成审美共识。这样，中国新诗才能够既有技艺的美感，又有时代的气息，还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并因此而融入中华诗歌的历史长河之中，从而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经典诗歌作品而流传于世。
(选自《长空诗话》，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