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庄子批评仁义礼，古今多数人遂以为他主张不仁不义。其实庄子的善恶观非常复杂，非直线性思维所能把握。《庄子·养生主》里有“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以此为中心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察见庄子的善恶观。而与儒家做比较研究，则可使我们深切认识到庄子的主张。
②儒家总体上是倾向于立名的。《论语》：“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仁义成了成名的一个必要条件。客观地讲，儒家对名的这种态度，如果把握不好，就容易倒向为求名而修德，甚至把仁义当成博取名利的敲门砖。
③庄子主张，“为善无近名”。显然与《老子》“善行无辙迹”相通。老子此语是说行善非但不能求名，而且要不留痕迹。庄子认为善行的最高境界是行善而不自知，其次是自知但不留痕迹，故不为人所知。怀持这样的思想，自然不会求名。朱熹批评道，为善固然不能求名，但也不能为了避好名之嫌而不去为善。笔者以为，说庄子“畏名之累己”是合适的，说他为了逃名而不为善并告诫他人不为善，则是误解。如前所述，庄子不是否定为善，而是否定近名，崇尚为善而不知自己在为善之“上善”。行善若此之人，才是真正的圣贤。
④“为恶无近刑”一语令古今学人困惑不已，因为它的言外之意似乎是，不犯刑之恶是可以为的。其实庄子反对的是为大恶。但世人接受的是“勿以恶小而为之”，所以又批评庄子鼓励人们避重就轻，没有诫人不为“小恶”。徐复观则辩护道，精神落到现实生活中总是要打折扣的，“为恶无近刑”只是出于无可奈何，不是庄子本义的说法。对此，笔者并不认同。实际上庄子认为，人就是人，没必要也不可以被要求成为圣贤；“小恶”只要对人对已都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就应该加以宽容。
⑤儒者心中时刻盘旋着明确的善恶意识，总想以“善”去“恶”。庄子则认为，一个人尤其不能自以为善而去指摘他人，《渔父》就将“好言人之恶”视为八疵之一，因为对“善”的过分强调，必使宽容精神渐次遗失，从而对他者造成一些伤害。相对地，庄子提出“虚而待物”“不谴是非”，强调不责于人，因其所是而是之，正体现了那种“万物皆照”的包容精神。
⑥我们知道舂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如何重建社会秩序，成了先秦诸子共同面对的时代问题。儒家认为，既然礼崩乐坏导致乱象，出路便是将礼乐制度重新扶植起来所以他们力推仁义礼乐的教化，以使世人生德于心，最终治国平天下。庄子则认为，如果把仁义礼立为标准来齐同天下，那就等于在宰割天下，因为这种做法没有顺物之自然，其实质是以善的名义强制他者，使天下人沦为仁义礼的“辕下之驹”。在此意义上，所谓的善也就变成了恶。庄子其实认为，个体之间只要不相为害，就不需要仁义礼的约束和严刑峻法的强制，便能形成一种整体的和谐。
⑦需要注意的是，庄子批评仁义，绝非怂恿世人向下沉沦，为不仁不义之举。我们需要具体分析其善恶观：在善的问题上，庄子反对为求名利而行善，反对临人以德、以“善”去“恶”的教化传统，倡导不自以为善之“上善”；在恶的问题上，他一方面诫人行恶，一方面又主张宽容“小恶”。无论是践行“上善”，还是宽容“小恶”，都是玄德的体现。只有这样，人伦才不至于紧张，人我之间才能变得和谐，每一个个体才能自在地生长发展。
（摘编自汪韶军《庄子善恶观探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