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法的界定十分模糊，倒是皇帝圣旨、朝廷法令、祖宗遗训更具威力。因为法自君出，皇帝钦定法律，皇权置于法律之上，法律对皇权的约束作用微乎其微。法律遇到开明皇帝有些用，一遇到昏庸暴君，无法无天，所谓“人亡政息”。……这遗风流传至今即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拟法不严，徇情枉法。
——史仲文《中国人走出死胡同》
材料二 “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一国之政事，悉以宪法行为”。
——《孙中山全集》
材料二 1954年宪法既确认了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又在原则实现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上，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模式。它记载了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的胜利成果，又总结了建国五年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共同纲领》。1982年宪法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中国在历史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曹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问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