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历史的巧合，中西两种文明在16－18世纪相逢了。中国和西方两大文明开始了持续的和多方面的接触和交往。中国和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基本上进行平等交往和交流的世纪，双方都从这些交流和交往中获益多多。尽管法国启蒙思想家没有到过中国，但通过阅读来华传教士、商人、使节的著述，以及与汉学家和中国留学生的直接交往，他们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认为，在儒家经典中经常出现的天、道、礼或理，就是这个造物的上帝。它要求人们无论修身、治国，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即理性。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儒教是人类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正如赫德逊所言：“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
——摘编自陈超《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 晚清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传教士再次东来已没有了先前的谦逊和善，而是“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宝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当时中国现实的需要，西方数理化知识的最新成果系统地传入了中国。但洋务派对西学的引进，主要从实用的目的出发，重在西方的技艺。从整体而言，他们学习西方确乎舍本求末。当然“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李善兰、华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起了变化。
——摘编自杨荣《论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