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还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为背景的。……来华较早并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年）、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等。……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除了向中国朝廷和士大夫进献一些新奇工艺品外，也介绍了某些科学知识。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五大洲的面目。
——《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材料二 一般来说，“五四”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格义“方式（“格义”就是用比较和类比的方法来解释和理解跨文化背景的哲学概念。）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析、吸取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用西方近世文化：“五四”以后，人们的主要倾向则是借用西方文化的观点评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解释中国传统文化。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
材料三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先进中国人开始了“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的漫长历程，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他们的探索活动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