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常言：礼有经亦有权。权是变，经是不变。这句话或许可借用以表明中国文化数千年来走过的历程——有变有不变。
但是世界上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文化，一成不变则意味着断裂，意味着死亡。堪与中国相提并论的其他古老文明，不是已成陈迹，便是蜕为另外一种文化。唯有中国文化是延续数千年，既不中断亦未面目全非。这就是有变有不变的结果。有变才能发展，有不变才能维持其本来精髓。一成不变的观点显然无法解释中国文化的进程。那么中国文化变的是什么呢？从物质方面说，中国人的衣食往行还有哪一样是不变的？早在赵武灵王时已经胡服骑射了，早在汉灵帝时已经流行胡饭胡床了。即使在政治制度方面，我们又何尝落在人后？在亚洲，我们是最早打落皇冠的，此谁变得都快。至于精神文化范畴的音乐舞蹈，盛唐时就既有胡琴又有胡旋舞，且全都来自西域。不变的具体是指什么呢？是道。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双书·地理志》讲：“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尽管一变再变，但变到“道”就不再往下变了。那么道又是什么呢？《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在中国都只是器。只有深层的心态文化才是道。严复从青年时代起就熏陶于西方文化之中，中年以后名声如日中天，却始终以未中科举为恨；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但却照旧蓄辫子赞小脚，都不变其中国人的心态。无论是孔子捶胸顿足的礼崩乐坏，无论是曾国藩哀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道都没有变。所以中国文化变迁的特点之一并非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历来的看法，恰恰相反，是以万变来成其不变，以表层的万变来维持核心的不变。
尽管中国的地理背景相对孤立，但数千年来仍然与东西洋都有着绵绵不绝的交往。与外来文化交流就要使中国文化发生变化，但这一变化的结果往往是将外来文化同化于中国文化，而不是使中国文化同化于外来文化，同化的过程简直是不露痕迹。所以中国文化变迁的第二特点是要变人为己，而不变己为人，是貌似西化而实为“华化”，只是将其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本土化为中国模样的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远不是简单的“有容乃大”——这样说只强调容纳百川，而忽视其受外来影响所产生的变化，难怪费正清因此而产生“冲击—反应”的模式——而是在同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这一过程或者可称之为“有变乃恒”。
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变化规律，我们对这一规律的认识至今还不敢就说十分清楚，恐怕还有继续探索的必要。但是有一点比较清楚的是：中国文化变迁的基本方式是述而不作，是著书不如抄书。自认述而不作的是中国儒家的创始人，提倡著书不如抄书的是清代实学的开山祖，都是极富创造性的大人物，但却都认为自己毫无创新，仅只沿袭成说而已。他们的思想或许表明了中国文化寓变于不变之中的特点。
（选自周振鹤《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