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的大运河
说起历史上的大运河，总是会首先想到苏东坡。作为一个文化人，苏东坡让后人永远怀念。晚年的他从海南流放归来，没有按朝廷惯例到蜀地的一个叫玉局观的道观挂职，而是一路向南，再向东，朝着江苏的方向直奔而来。我对他来江苏的具体路线，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他沿着大运河，最后进入常州。正是天气最闷热之际，船舱里更热，热得只能光膀子，也就是我们南京人说的“赤大膊”。
常州人民听说苏东坡来了，立刻万人空巷 ， 都来到运河边上。一方面欢迎他，另一方面，当然也是想见见伟大的苏东坡的风采。于是大家见到了裸着上身的东坡先生，他老人家袒胸露腹，从船舱里走了出来，向常州人民拱手致意，同时嘴里忍不住念叨：“这样欢迎，折煞人也！”
我喜欢这样一个热情的场面，总是无法忘了大运河边的这一幕。天气那么湿热，挥汗如雨。人群中一定也有许多光着膀子的男人，他们站在运河边上看风景，对着诗人指指点点。而今天的我们，却是穿越了接近千年的时光，欣赏着风景中的他们。我要是个画家，就要将这个场面画出来，毕竟这是大运河上最有人文温度的一个场景 ， 光是用文字记录下来，远远不够。
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到了常州，想到苏东坡，崇敬之情顿起，便写诗纪念。在运河边舣舟亭附近，他老人家居然一连写了三首诗，其中之一是这么写的：
风流苏髯仙，遥年此系艇。遗迹至今传，以人不以境。
说起历史上的大运河，总是会首先想到苏东坡。作为一个文化人，苏东坡让后人永远怀念乾隆皇帝的这首诗，强调了以人为本。在他眼里，大运河也就这样，重要的应该是人，是苏东坡本尊。中国古代的京杭大运河，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千百年来，南来北往，无数游客匆匆走过，早就习以为常了。没人太把大运河当回事，大运河就是今天的高速公路，就是今天的高铁。对于古人来说，大运河也谈不上多伟大，它就那样。
我们今天很喜欢说大运河的文化含量，文化也是慢慢才形成的。有时候，文化也就那么回事，人文化成，文化这玩意要是离开了人，什么都不是。
江苏境内的大运河，最早只是与战争有关，为了去征伐别人，为了称霸，为了开疆拓土。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大运河的第一锹，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开挖的。当年的江南，水网四通八达，吴国军队要想远征，要想逐鹿中原 ， 就要考虑如何将长江与淮河打通。再以后，为了走近路，便有了人工开挖的邗沟，路程由此大大缩短，南北距离被拉近了。
古邗沟是江苏境内大运河非常重要的一段，虽然最初只是为了军事，为了定鼎中原，实际效果则是极大地方便了百姓，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出行。事实上，人工开挖大运河，自吴王夫差的第一锹开始，从来就没真正停止过。秦朝和汉朝，以及后来的南北朝，大运河一直在断断续续挖掘，越挖越远，越挖越长。因此，隋炀帝在古邗沟的基础上，花了六年时间完成的京杭大运河，也只是充分利用了前人成果。
因为吴王夫差，因为隋炀帝，因为这两个既传奇又具悲剧性的人物，江南的命运就此改变。不管怎么说，大家都会明白，大运河的功远远大于过。唐朝诗人皮日休甚至把隋炀帝修大运河，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过去的很多年，大运河都是中国的经济命脉，
皇家政权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要依靠大运河，必须要管理大运河。
事实上，大运河带给我们的联想，更多的还应该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真正要回忆大运河，我会更多地联想到古代游子，想到当年的南船北马，想到南来北往的文人。大运河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它不是始终畅通。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到了明清之际，北方的大运河，渐渐地已失去了通航能力。
说起历史上的大运河，总是会首先想到苏东坡。作为一个文化人，苏东坡让后人永远怀念乾隆皇帝的这首诗，强调了以人为本。在他眼里，大运河也就这样，重要的应该是人，是苏东坡本尊。中国古代的京杭大运河，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千百年来，南来北往，无数游客匆匆走过，早就习以为常了。没人太把大运河当回事，大运河就是今天的高速公路，就是今天的高铁。对于古人来说，大运河也谈不上多伟大，它就那样。
我们今天很喜欢说大运河的文化含量，文化也是慢慢才形成的。有时候，文化也就那么回事，人文化成，文化这玩意要是离开了人，什么都不是。
遥想当年，北方人南下，到今天的江苏淮安境内，必须下马坐船，从此开始一段行舟的诗意生活。南船北马是古代南北交通最常见的出行方式。长途旅行中，与颠簸的马车相比，船上的感觉可能会舒适一些，磨墨题诗也方便得多。
自从有了火车，一个旧时代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时间开始有了全新的意义，不过仍然还有不同的理解。民国时期，丰子恺先生从家乡去省城，乘火车只要四个小时，可是他宁可坐船。坐船要四天，他认为这样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快还是慢，这可以是人生的两种选择。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喜欢快，喜欢快捷。然而有时候，我们也可能希望会慢一点，为什么不能慢一点呢？
我有过两段大运河上的亲历，一次是从苏州去杭州，一次是在苏州古运河上夜游。第一次的舟行说来非常奇特，那是三十多年前，在大学读研究生。我们出门访学，去了苏州，到范伯群先生家，请他为我们上课，讲完课，付了五元钱的课酬。范先生一边在收据上签字，一边说我跟你们先生是好朋友，为他的学生上课，还要这样，真是不好意思。然后，大约也是范先生的主意，劝我们干脆坐船去杭州，觉得这样更有诗意。那时候，老作家汪静之先生与黄源先生还健在，我们计划中要去杭州拜访他们。
于是就上了去杭州的夜航船。因为年轻，也没觉得这样旅行，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好像是上了船就聊天喝酒，然后就睡觉，进入了黑甜之乡。醒来时，已经到了杭州境内。旭日初升，景色很美，想到船舱外去看看风景，可是刚走出去，便被臭烘烘的气味熏了回来。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京杭大运河杭州段，被污染得不像样子，河水黑乎乎的，漂浮着各种杂物。我们当时并没有感到诗意，感到的是诗意的消逝。
第二次是在苏州夜游古运河，完全是另一种感受，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时间是新世纪，第一次过于简陋，虽然睡卧铺，却又脏又乱又差。第二次过于豪华，有吃有喝有空调，还有人唱昆曲。走出船舱，清风扑面，精神立刻为之一爽。两岸风景如画，灯光五颜六色。站在船头上，与陆文夫（1）先生通了一会手机，向他老人家问好。陆文夫是家父的挚友，那好像也是我最后一次与他聊天。
（取材于叶兆言（2）的同名散文）
注释：（1）陆文夫：作家，曾任苏州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叶兆言：作家，其祖父是中国文学界元老叶圣陶先生，其父叶至诚曾任江苏省文联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