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通观历史上的立法可以发现，能够被命名为“法典”的法律，大体上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该立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二是该立法体系庞大，法律制度规模大，法律条文在当时的社会是最多的；三是立法者要突出该法的体系性，强调立法的逻辑和规律。我国民法典就是因为符合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才被定名为“法典”。
首先，从立法的重要性来看，民法典的定名是对民法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和依靠的充分肯定。民法规范社会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民法的内容涉及社会成员的全部，也涉及他们从事社会活动的时时刻刻。所以，民法典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另外，基本权利是我国宪法承认和保护的核心，而人民大众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主要表现为民事权利。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对于民事行为的规范，属于社会的常规性、普遍性、基础性、全局性活动，而民法就是开展这些活动的法律遵循和依靠。从这个角度看，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称得上是“国家重典”。
其次，民法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体系十分庞大，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法律，使用“法典”来定名，说明其立法体量的显著差异。世界上著名的民法典，比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包括瑞士债法），其条文都超过了2200条。我国民法典法律条文包括七编、l260条，近80章，仅汉语字数就超过了l0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民法典并不是全部民法规范和制度的立法，而仅只是民法一般法或者基本法的立法，在此之外，还有商事立法、知识产权立法和社会权利立法等民法特别法。无论如何，此次编纂完成的民法典，其体量也远远超过其他法律，将其称为“法典”，凸显了它在规范和制度体量上的重要性。
再次，民法典命名的使用，强调庞大的民法规范、制度整合为一体之时的体系科学性和逻辑性。对民法规范、制度的编纂和整理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找到庞大的民法规范、制度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观察这一逻辑的基本方法。如果不依靠这些基本逻辑来编纂，民法典根本无从谈起，因为大量的民法规范和制度都是一盘散沙，或是被形容为“随意堆放的一袋土豆”。民法中的体系性科学，是人类社会依据民法治理国家的经验总结，既是民法典编纂的基本技术手段，也是我们从事民法学习研究和民事司法活动的基本技能。
同时，依据体系性科学，我国民法典编纂还采取了总则和分则相互区分的模式。民法典编纂借鉴了数学上“提取公因式“的做法，把民事活动中具有共同性的规则“提取”出来，作为一般规则规定在民法典之中。然后，民法典又把具体民事权利按照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区分来划分为多个分则，在这些分则之中展现各种权利及其相对具体的要求。这样的编纂方式，极大节约了立法成本，不仅是体现法律关系逻辑和民事权利区分科学的最佳方式，也是学习研究、贯彻实施民法的最佳方式。总体而言，本次民法典编纂按照体系化科学的要求，消除了原有民事立法散乱且存在内在混乱的弊端，遏制了立法盲目和冲动，实现了民事立法体系的极大改进，充分彰显了民法发展史上曾倡导的“体系化效应”的积极作用，民法典被定名为“典”，可谓实至名归。
（摘编自孙无忠《民法典何以为“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