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97年11月，梁启超开始执教湖南时务学堂，要求学生学以致用，服务于变法维新大业。在学堂中，梁启超放言高论，无所忌惮。他当时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梁启超在课堂讲授中，在学生的札记批语中，以“公羊三世说”为中心，发挥《孟子》中“民贵君轻”“诛民贼”“保民而王”“与民同乐”诸义，涉及民权、议院、总统、道德、官制、习俗等诸多敏感领域。
——摘编自李宝红《梁启超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附会”现象》
材料二：倭变法以来，凡几稔矣。吾不谓其中无豪杰能者，主权势而运国机，然彼不务和其民，培其本，以待其长成而自至，乃欲用强暴，力征经营以劫夺天下……不知兵之可恃而长雄者，皆富强以后之果实。无其本而强为其实，其树不颠仆者寡矣。……华人好言倭学西法，徒见皮毛，岂苛论哉！
——-摘编自严复《原强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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