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顾炎武的《郡县论》认为郡县制是政治最大的弊端，“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郡县制是皇帝最大化自己权力和利益的手段，所谓“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中央专权钳制之下，地方社团和地方官毫无积极性可言，致使民穷国弱，而振兴国家的办法就是分权给地方，让地方社团强盛，授地方官以实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以厚民生和强国势。
——摘编自彭小瑜《以政治人类学质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材料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君主是人民的“寇仇”，是“独夫”，黄宗羲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主张通过学校和实行法治来监督君权。这种学校具有对天子直言“政有缺失，“‘公其非是”的职能，类似于近代的代议机构。他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从而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理想。
材料一：1897年11月，梁启超开始执教湖南时务学堂，要求学生学以致用，服务于变法维新大业。在学堂中，梁启超放言高论，无所忌惮。他当时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梁启超在课堂讲授中，在学生的札记批语中，以“公羊三世说”为中心，发挥《孟子》中“民贵君轻”“诛民贼”“保民而王”“与民同乐”诸义，涉及民权、议院、总统、道德、官制、习俗等诸多敏感领域。
——摘编自李宝红《梁启超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附会”现象》
材料二：倭变法以来，凡几稔矣。吾不谓其中无豪杰能者，主权势而运国机，然彼不务和其民，培其本，以待其长成而自至，乃欲用强暴，力征经营以劫夺天下……不知兵之可恃而长雄者，皆富强以后之果实。无其本而强为其实，其树不颠仆者寡矣。……华人好言倭学西法，徒见皮毛，岂苛论哉！
——-摘编自严复《原强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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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道，辐射寰空。
一一郭沫若《新华颂》，原载《天津新生晚报》1949年10月3日
材料二：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建设，新中国不仅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已经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确立和坚持，而且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使中国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
一一《复兴之路》解说词
材料三：上世纪80年代初，侯永禄所在的陕西合阳县开始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一些群众听说后惋惜地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甚至有位退伍军人慨叹“领导们把咱这一代农民做了实验田了！”侯水禄在日记里写道：“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他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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