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城市生存焦虑表现在各个方面。究其原因，社会的转型升级带给个人的“成长阵痛”首当其冲。复旦大学唐亚林教授认为，当今中国是一个大转型时代，主要表现出三个基本特质：第一，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二，高流动性的社会：第三，经济社会、社会文化价值、社会生活方式都面临着大转型。清华大学教授邹广文则突出强调了经济社会原因，即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人们焦虑心态产生的原因。中央编译局薛晓源突出强调了当下社会的科技发展对焦虑产生的影响。
事实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焦虑的生成具有必然性。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晏辉就指出，真正的焦虑起源于人本身，即入们需求的多样性与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他进一步指出，解构焦虑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有三个：一是现代化导致对本体论的追问被重新提出；二是变动性导致人们身份的断裂；三是人和人之间伦理共同体的解体，导致人们希望建构命运共同体。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董慧通过“地方性”这一概念强化了晏辉教授对命运共同体建构的论证。她指出，以资本与理性为主导的城市化，造就了抽象化、物质化、功能化和不均衡的城市生存空间。“地方意识”与城市生活空间的文化性、价值性、差异性和生活性具有深刻的关联，从根源上解决焦虑问题，需要通过现代意义上“地方”的回归，重建当代城市人的精神家园。
针对当代社会出现的普遍焦虑，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作出了具体安排，突出表现在情感治理模式和社区情感治理模式方面，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上海大学教授贾文娟强调了情感治理对社会焦虑情绪的治理意义，指出：在娱乐性劳动中，管理者通过关系工作、情感工作、情怀工作将高强度劳动转化为令人愉悦的娱乐。劳动控制依托于关系、氛围、情怀等曾处于辅助地位的文化性因素，劳动者在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中追求自己的剩余快感，最终使劳动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劳动之中。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强调，心理上的负担和脆弱导致根本性的焦虑，与焦虑相关的是城市生活的脆弱。年轻人与中产阶级在城市生活中面对梦想之焦虑、现实之焦虑、情境之焦虑。“但四十年的改革发展为我们超越焦虑提供了可能，这种中国式的乐观主义实际是我们超越焦虑的内在的动力。蓬勃向上的社会发展，为所有中国人提供了美好期待，焦虑在此意义上转化为了前进的动力。”
解决焦虑问题，归根结底得回到自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指出，不光现代人有焦虑，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焦虑无处不在。与其说焦虑是一种需要克制和避免的情绪，不如学会在焦虑中成长。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也表示，焦虑是生存性的，是不可能避免的，焦虑在当代社会不可能完全解决。但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一种不可避免的生存焦虑当中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我们总有一些方法能让焦虑少一点，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摘编自光明网《积极对待现代社会焦虑，化焦虑为前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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