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