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柴静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23岁。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同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科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冀中的战士在一段时期内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他出现幻听,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摘编自柴静《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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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企孙(1898 7.16-1977.1.13),英文名为 Chi-Sun Yeh,上海人。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
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即赴美深造。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The effect of hydrostatic pressure on the magnetic permeability of iron and nickel”。1924年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1936年起任会长等。文革期间曾受残酷迫害。
②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