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使用的意象，多取材于现实中可有之物；杜甫使用的意象，多取材于现实中实有之物；而李商隐使用的意象，多取材于现实中无有之物。他们在选取意象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这是由他们为人、为诗的态度决定的。
陶渊明是一位平实质朴之中见深微高远的人。其为诗与为人一向以平实质朴为主，不喜炫奇立异。另外他又认为精神胜过物质，他诗中活跃着的，常常是事物的概念而非实体，诗中表现事物也往往只是遗貌取神地书写。所以陶渊明诗中没有一句是刻意写景咏物的，他所写的孤云、飞鸟、松树、菊花都是他以精神体认之后的概念，绝非实有之个体。他诗中意象与情意的关系是“以心托物”，他把满怀激情托于他所选择的事物概念之中来表现。渊明心灵深微，志向高远，为人之态度却极其平实质朴。这正是他不取象于实有之个体，仅取象于可有事物之概念的缘故。
杜甫则不然，他最大的特点在于极其关注现实，以最大的勇气面对现实，以最大的才能叙写现实。他所选取的事物，多为现实中实有之物，这原是不足为怪的事，只是杜甫同时又是感情最深厚、最真挚的诗人，他常常把自己强烈的感情投注于他所写的一切事物上，使之因诗人的感情与人格的投注而呈现出意象化的意味，所以他诗中的形象与情意的关系是“以情注物”，他注入的感情使事物意象化了。关注现实，从实物中取材，这是他的诗形成写实风格的缘故。
李商隐是形象化、意象化大师。陶、杜诗中的意象无论如何丰美，仍不过是自然而然的表现。读李商隐的诗，却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在有意地制造意象、安排意象。有时李商隐所表现的，就是一片错综繁复的意象，与陶、杜叙述尚有理念可寻，意象为感情的自然流露的情形完全不同。这是李商隐的先天禀赋、后天遭际和隐约幽微的表现方法造成的。唯有那些非现实的，又带有恍惚迷离色彩的事物，才能表达出他那独特的幽微之情，所以李诗中形象与情意的关系是“缘情造物”。
章法上，这三位诗人的诗也各有不同：陶诗以“任真”为宗，表现于平叙的结构和流转、起伏的情感；杜诗是感性、理性兼济，杜甫纵使出于感性的联想做突然之转接，也依然不忘出于理性做先后之呼应；而李诗则往往将一些意象错综并举，有时在首尾略微做理性之提挈。句法上，陶诗多用平顺直叙的句法；杜诗有时只掌握感性重点，在句法上表现为颠倒或浓缩；李诗以理性之句法来组合一些非理性的词语。对杜甫的诗句，有时只要平顺地伸延或倒转就可弄懂。而李诗无论文法怎样合理，也依然不可具解。若说杜诗是文法上的难懂，则李诗就是本质上的难懂了。李诗在本质上只能以感性去体认，不能以理性去说明。
（摘编自叶嘉莹《从几首诗例谈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