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又称为“弈”。围棋的“围”是围而相杀的意思。“棋”即棋子，行棋的特点是围而相杀。故称“围棋”。先秦关于围棋的记载很少，偶有提及也是把围棋看作一种游戏，并没有涉及对围棋义理的探讨。孔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可见，孔子也只是把围棋当作一种需要投入心智的游戏。秦汉时期，社会热衷博戏活动，博戏变化简单，与技艺性强、需要更高修养的围棋相比，更易被大众接受，于是出现了“博行于世而弈独绝”的现象。班固有感于以上现象，作《弈旨》以弘扬弈道。在《弈旨》中，班固提出了围棋之设乃效天法地，围棋之行乃模拟天地之运。经过这样的解读，围棋之义理得以确立，并实现了与《周易》道的相通。
东汉李尤在《围棋铭》中说：“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阴阳是《周易》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周易》认为可以以阴阳变化来解释宇宙万物的一切现象。围棋子分黑白，古人把直观的黑白棋子与阴阳联系起来是再自然不过之事。“棋法阴阳”，除了指出黑白棋子象征阴阳这一表象外，还有其深层次的含义。《周易》卦象的基础是阴阳二爻，阴阳二爻按照阴阳二气的消长，排列组合形成卦象；围棋棋局的基础是黑白棋子，黑白棋子依照弈者的构思相互作用，勾连列布形成棋局。二者形式相近，不同之处在于阴阳二爻的变化是阴阳二气消长的结果，黑白棋子的列布则是弈者构思的产物。“棋法阴阳”，就是指黑白棋子的列布应符合阴阳消长的规律。这一观点的提出，明确了弈者对棋局的构思应当效法阴阳消长之道。
清人翁嵩年在《兼山堂弈谱》的序言中说：“弈者变易也，自一变以至千万变。”强调了变易在围棋中的重要地位。翁氏关于“弈”之变易的论说源自《周易》变易思想。变易思想也是《周易》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周易》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变化着的，而围棋最明显的特征及最精妙的所在也是变化。 《棋经十三篇》说“自古及今，弈者无同局。”《周易》中变化的具象是易卦，易卦是变化无穷的，可以用易卦的变化无穷来解读围棋的变化无穷。
围棋的棋子无级别划分，无功能规定，决定棋子作用的是“时”和“位”。在《周易》中，“时”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四时”之“时”；一是“待时而动”之“时”。“四时”之“时”和“待时而动”之“时”，二者都与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了一定的“时”，就应该有一定的变化，这样才是遵从天道。“位”则指阴阳二爻在《周易》六十四卦卦体中的位置。《周易》以卦的形式模拟客观世界，认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应有自己适当的位置，如果位置关系发生错乱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当位”与“得位”就成为《周易》重要的价值取向。在《周易》中，“时”和“位”是天道运行的体现。围棋境界的高下就在于对“时”与“位”的把握，“时”来能趁“时”而动就会有所得，棋局的进程就是在天地之间以“时”为条件不断选择“位”的过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周臣传》中说：“治国譬之于弈，知其用而置得者胜，不知其用而置非其处者败。”欧阳修用围棋“当位”与“得位”比喻用人要把他放在确的位置上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围棋经由《周易》哲学思想的解读，建构了与《周易》道相通的围棋之道，围棋也被赋予了哲学内涵，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围棋之道确立后，其对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产了深远影响。魏晋时期，围棋成为魏晋风流的标志之一。到了唐代，围棋正式与琴、书、画并称，成为文人修养的象征。
（摘编自张东鹏《中国哲学与围棋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