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在统一的维持社会秩序的礼乐制度崩溃以后，主要从下层平民中崛起的“士”阶层，为寻求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纷纷著书立说，提出了一系列自成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们放言无惮，自由争辩，出现了独立的思想发展空间。因此，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对话，基本上自始终贯着一个主人公形象。他往往扮演一个先知先觉者或真理的代言人，对同自己对话的另一方进行道德训导或批评，表现出唯我独尊的强烈自信和独立的个体意识。
如《论语》中循循善诱的孔子，《孟子》中“舍我其谁”的孟子，《庄子》中虽然出现了众多虚构的言说者形象，但它们也仅仅是作者的代言者而已。透过它们的对话，作者的意图仍能在其中某一方中鲜明地体现出来。这种以真理自居，视他者为“异端”甚至“无知”的对话传统，也决定了这种对话是封闭的、单向的。
同学派内部严守家法的传统相反，先秦诸子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却是自由、激烈的。一向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百家争鸣”，其主要的精神大概就是指这种自由、大胆的批判意识。但在传世诸子之文中，学派之间发生直接论战的辩论并不多，更多的还是对所闻思想加以批评或评论。虽然只是片言只语或单篇流传，但从中亦可窥见这种自由大胆的论争精神。如《庄子》“剽剥儒墨”（《史记·老庄中韩列书传》），对儒家“以《诗》《礼》发冢”（《天道》）极力予以讽刺。
学术评判，贵在客观公允。而先秦学派的争鸣往往以攻伐为能。对此，梁启超通过与希腊哲学之辨难特征相比较得出结论说：“希腊哲学之所以极盛，皆由彼此抗辩折衷，进而愈深，引而愈长。亘数百年，皆此之由。”然而“先秦诸子之论战，实不及希腊之剧烈、而嫉妒褊狭之情，有大为吾历史污点者”言辞不免有所偏激，但却道出了诸子辩论的弊端所在。
在“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国家之间遇有争端或冲突，往往以游说谈判，和平解决，这为当时士人骋辞辩难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话又不仅仅是一种交际手段，而且成为优化人类生存的精神动力。
巴赫金也说：“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墨子曾用他那质实的言语总结：“夫一道术学业仁义也，皆大以治人，小以治官，远用遍施，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非儒下》）《论语》《孟子》中凡是孔子、孟子回答弟子之问，也无不从人固有“仁”之端处入手，因为离开了道德实践性，“仁”便成为游戏空谈。
同先秦诸子对话以内求做人，外求救世的道德性追求不同，古希腊哲学之辩的价值取向是“尚知重于尚用，求真重于求好”。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苏格拉底所要探讨的“知识”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x是什么？”即探讨概念的逻辑定义。苏格拉底曾用穷根究底的问答论辩方法探讨“美是什么”。他一开始就承认自己由于“愚笨”，不能替“美”下一个定义。论辩的最后，他不无感慨地说：“我面面受敌，受那人的骂，又受这人的骂。但是忍受这些责骂于我是有益的。”苏格拉底这种开放、兼容的对话精神与先秦辩论完全不同，但奠定了希腊哲学的创新精神。
（摘编自宁登国《先秦诸子散文对话的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