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生物医学学科前沿领域的研究是基础理论创新和生物技术进步的基础。目前和将来相当长时间内研究的热点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基因组和后基因组：目前已初步明确人类基因在3万2千到4万个碱基数之间（35000左右）。后基因组研究，主要研究目标是确定基因的功能。接着，在基因组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细胞或组织中所有蛋白质空间结构，绘制人类蛋白质谱，对阐明生命活动和疾病起因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再者，干细胞定向分化及其调控等的研究也将成为现在和将来生命医学的热点。还有生物信息学，是用生物化学、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综合处理庞大的生物医学数据，如人类基因的碱基对、核苷酸、蛋白质组，揭示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以及与疾病之间的关系。生物信息学不仅在生物医学研究上，同时在新药研究上有广泛应用价值。
由此，不难发现，生物医学的基本任务是运用生物学及工程技术手段研究和解决生命科学，特别是医学中的有关问题。
（摘编自周林《生物医学研究热点及意义》）
材料二：
环境污染以及环境风险的本质源于人对环境的工具式利用。近代以来，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人类对自然和环境的利用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利用现代科学不断征服自然。对自然的利用已远远超出了自然自身修复范围。环境不断遭到破坏，各种污染接踵而至，对人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对大自然的利用，只能在它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反过来，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生命伦理向度。
生物医学是综合医学、生命科学和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发展起来的前沿交叉学科。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对环境风险的忽视，与传统忽视环境保护是一以贯之的。因为它的研究主要探究人的身体构成与生命规律，关系到提高医疗诊断水平和人类的自身健康。因此，它的工具性愈加突出。只要是有利于治疗人的疾病的，都可以被拿来利用。只要是有利于解除人的痛苦的，利用起来都是合情合理的。可是，环境的危害却与日俱增，环境风险确实存在。
然而，不同的生态伦理视野中，对环境的保护要求不同。总体而言，生态伦理有两种：一种是人类中心主义，另一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
玛什和平肖持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他俩认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需要保护，但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的利益，自然界的权利是因为人而存在的，没有脱离人的自然权利一说。后来的诺顿和默迪发展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诺顿将人类中心主义分为两种，强人类中心主义和弱人类中心主义。
前者将自然看作人类的伙伴，后者将自然看作人类工具。诺顿主张弱人类主义。默迪认为，自然界不但具有工具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某种程度上，这是向非人类中心主义过渡。然而，他强调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也需要通过人的价值来衡量。辛格认为，动物和人一样，也有感受快乐和痛苦的能力，整个自然界也一样，它们有内在价值，可以用来衡量人类的所作所为。当人类的作为违反了它们的内在价值时，就会受到自然的报复。
从不同的环境伦理视角，对于生物医学研究的环境风险有不同的度量，从而导致不同的风险来源。人类中心主义环境风险审查主要从环境变化对医疗工具的影响出发，有两种度量，一种是强人类中心主义。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环境域值考量看它对现有使用工具的影响程度，这些工具不仅包括医疗工具，还包括与此相关的其他工具，所有这些工具都影响到人类活动。强人类中心主义只从影响人类活动角度看生物医学研究有没有对环境造成影响。由此导致的环境风险主要是医疗工具设计及实施过程中完全屏蔽掉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环境负面影响总是难以避免的。另一种是弱人类中心主义。与强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弱人类中心主义认为，环境自身没有内在价值，环境是否遭到破坏，以有没有破坏现有的工具活动能力来衡量。现有的工具活动能力具有科学评价标准，环境是否破坏也要以这个标准衡量。弱人类中心主义试图找出现有工具活动之外的环境评价标准，它既以人类为中心，不同于现有的工具活动评价标准。从生物医学研究看，弱人类中心主义只关注特定领域的环境风险，这些领域归根到底涉及到人的现有活动。
非人类中心主义有另一套对环境风险的评价，它确定环境有其内在价值，并且它的内在价值来源于环境本身，而不是人类活动。因此，首先应该确定环境内在稳定范围，而在此基础上评价人类活动。环境内在稳定范围是在现有的环境保护基础上形成的，将人类活动影响限制在一定的环境可承受范围内，是防范环境风险的有效举措。从这个角度看，对于生物医学研究的环境风险评价，就不是以人类活动为评价标准，而是从环境自身标准来评价人类活动。无论是医学研究工具，还是医学研究活动，都是如此。
（摘编自肖健、邓线平《生物医学研究的环境风险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