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雍正把个人忠诚置于一切官僚体系之上，重赏效忠于他的那些人。他的习惯做法是：挑选聪明而野心勃勃的官员，通过向其询问其他官员的情况来考核他们。如果他们通过考验，雍正就会迅速提拔他们，让他们负责中国特别敏感的行政区域。也是在雍正统治时期，朝廷往日的非正式耳目体系、机关，变成了政府常设机构。和他父皇一样，雍正也非常依赖仅供他阅读的密折。
——【美】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
材料二：如果把历史轨迹简化为一条曲线，则康熙二十四年的自主“四口通商”（即广东澳门、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松江），与鸦片战争之后的被迫“五口通商”，可以看做是这条曲线的两个波峰，在这两个波峰之间，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凹陷线。史家一般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当作这条凹陷线的“拐点”，拐入某个无法预计的弯道甚至死角。
——摘编自邓文初《中华帝国的拐点：从开放海禁到一口通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