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历史学家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里写道：“历史并不是一个文本，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非叙事的、非再现性的。然而，还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 历史有没有“本质化存在”？答案是“有”，否则便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不可知论。那么，谁掌握历史的“本质化存在”？基督教徒认为是“上帝之眼”，中国老百姓则认为是“老天爷”。“上帝之眼”也好，“老天爷”也好，这两种说法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即在已经逝去的时空里，存在着一个可能遥远而难以企及但确实存在的客观历史。历史一旦走过“彼在” 的客观时空，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就只能通过各种转述和记忆进行信息比对，而历史的完全信息在一次又一次的不同的转述和记忆中不断地“沙漏”，同时也不断地“捡漏”。因此，对于历史的认知，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后世之人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尽可能地靠拢“彼在”，接近历史的真相。我的一个研究希腊艺术的朋友说，希腊语中“历史”一词的词根“historia”原义，就是“调查”“寻找”“研究”，它说明人类在早期对于历史真相及本原的认识就是清醒的。
②历史存在于文本叙述之中，这是新历史主义的一种观点。从逻辑上讲，不仅后世之人借由前世遗留的各种叙述文本进入已逝的历史，即便是当其世者，接触和把握的信息也是局部的和零碎的，也需要借由他人的叙述来了解现世的信息。那么，谁在叙述历史？谁在建构历史的不同文本？
③目前认为主要有两类叙述者：一类是建立在历史自觉建构意识之上的撰史修志者，他们通过拥有的信息资源，撰写各种年鉴、年志、备忘录，我们通常所谓的“正史”便是指此一类；一类是以历史以及当下现实的事件、人物为原型素材进行文艺创作的文艺家。对于后者来说，叙述是一种主观创造性行为，叙述风格因为叙述主体的不同而差异性很大，不同的叙述风格形成不同的历史文本。叙述主体对于信息的取舍剪裁尺度，完全取决于他的历史观。
④暂且不说民间修史和官方修史在视角、立场和趣味上的差异，即便同为官方修史者，即便是以客观史实为依据的“正史”，在信息取舍时同样存在很大的腾挪空间。
⑤司马迁和司马光出身不同、抱负不同、遭遇不同，修出来的史书，即便就同一个史实判断也有差别。同样是记述汉高祖刘邦在废不废太子刘盈一事上的态度变化，根据《史记· 留侯世家》，刘邦见到 “商山四皓”拥戴太子刘盈，深受触动，让人找来宠妃戚夫人，对其解释无法废太子的原因：“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呈，难动矣！”《史记》的这段话意在表明，“商山四皓”出场，促使刘邦知难而退，历史因此获得转机。描写或者传播特殊人物的特殊人格和特殊力量，《史记》的这种传奇性叙述，被司马迁之后的司马光否定了。官居宰相的司马光官场历练丰富，对于政治事件的判断更倾向于时势的计较和权衡，因此，《资治通鉴》对刘邦态度的改变提出了三个事实力量：首先是诸位权臣包括太子师傅孙叔通等人竭力反对易太子；其次太子生母吕氏家族势力强大；此外，众人也即民心都不看好刘邦打算改立的戚夫人的儿子为新太子。今天，一些历史学研究者认为司马光虽然距离事件原发时间较司马迁晚，但是他的这种解释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⑥司马迁和司马光基本上代表了两种历史文本的叙述风格：前者偏重于表达叙述主体对于历史发展逻辑的认知，不一定俱按史实，用时髦的话说，是着重历史的软文本的叙述；后者偏重于史实分析和阐述，偏重于对历史客观存在的陈述，着重历史的硬文本的叙述。不同的叙述形成不同的历史文本，也形成不同的历史信息和历史认知。两种风格各有千秋，从审美的角度或有优劣之别，从认知的角度则各有所长。真正聪明的历史研究者往往会将两者互鉴互文，从重合和落差处发现事实的真相和人心取向的雪泥鸿爪。
文本一：卫青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无所得；公孙敖为胡所败，亡七千骑；李广亦为胡所败。胡生得广，置两马间，络而盛卧，行十余里；广佯死，暂腾而上胡儿马上，夺其弓，鞭马南驰，遂得脱归。汉下敖、广吏，当斩，赎为庶人。
文本二：胡骑得广，广时伤，置两马间，络而盛卧。行十余里，广佯死，睨其傍有一儿骑善马，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抱儿鞭马南驰数十里，得其余军。匈奴骑数百追之，广行取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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