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四川三星堆博物馆琳琅满目的展厅中，四件巨型的玉石璞料静静地陈列其间，显得其貌不扬。但在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卫东眼中，这几块曾作为三星堆玉器制作原料的石块或许正是解开三星堆文明玉器工艺之谜的钥匙。
“上面发现了几种痕迹，其中一种据称是线切割造成的切割痕。所谓线切割，即类似于一根线绳双手各执一头，左右横向拉动进行切割。但是如果用这种方式切割，往往会在石料上产生一种半圆、上凸的曲线。”刘卫东说，“三星堆博物馆里展出的多件玉器都出现了呈下凹状的曲线痕迹，这种痕迹是‘线切割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玉石璞料质地坚硬，用线切割的方式很难攻透。刘卫东认为古人的“片状轮式切割机”应该使用了质地坚硬的物质，线切割作为一种猜测是值得怀疑的。
“不仅如此，在这几块玉石璞料上还发现了多处巴掌大的镜面，其痕迹呈一条一条的弧状平行线。这些弧线彼此之间相隔就一毫米左右，非常平整，相连紧密。如此走过的痕迹，向我们揭示了制作这种镜面所使用工具的特点。”
而展出的青铜神树高达3.95米，这么大的器物究竟是如何铸造出来的？
“我的解释是，铸造青铜器并非是简单地做一个模子再进行失（脱）蜡浇铸那样简单。有些还需要锻打，再进行錾刻，此外还有焊的过程，最后，再通过锉和磨进行善后工作。”刘卫东这样说：“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三星堆如此高大的青铜神树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制作完成的。”
刘卫东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说两河流域孕育了中华文明。其实可以解释为两河流域既孕育了中华文明，又统一了中华文明。刘卫东认为，三星堆青铜器与商周青铜文化时间相仿。但是公众需要知道的是，青铜是距今三四千年前普遍存在的一种材质的文化产品，使用几乎是全球性的。世界各地的文明差不多都有青铜器，并非只有中华文明制作。三星堆的青铜器只能说明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文明，但并不能证明整个三星堆文化的历史，它只能说明三星堆文化的晚期是符合青铜器时代特征的。三星堆文化很有可能要比青铜时代所标定的时代早得多。
据三星堆博物馆介绍，三星堆遗址地处四川省广汉市城西鸭子河畔，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古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编选自董振杰《全民热议三星堆我们到底该看点啥？》）
材料二：
历经数月发掘的新一轮三星堆祭祀区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琳琅满目的文物展示了古蜀人的富庶与强大，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厚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而此次三星堆考古重大发现无疑是给建设文化强国打了一剂“强心针”。
从文物存量来看，大国重器彰显深厚文化底蕴。祭祀坑内，丝绸的痕迹将古蜀人丝绸使用记录推到了3000年前。黄金面具虽有残缺，但其完整形态却比金沙遗址大面具更重。还有造型奇特、极具艺术价值的顶尊跪坐人头像，更有大量的青钢器、象牙。然而这仅仅是大国重器的冰山一角，悠久的历史长河孕育了无数文化宝藏，还有更多更久远的遗产等待我们去追寻。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正是我们建设文化强国的底气。
从发掘过程来看，开放合作体现全新文保理念。此次考古，科技含量比以往更高。不仅有巨大的能控制现场温湿度的“考古舱”，考古实验室里必要的先进设备也是一应俱全，实现了考古、保护、研究的无缝对接。同时，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的联合参与，也让多学科融合、开放合作的理念渗透到文物发掘和保护工作当中。在全新的理念支撑下，考古不再是一个行业的单打独斗，而是多家联动协调，集发掘、保护与研究为一体的事业。
从社会反响来看，全民热议反映强大文化自信。此次考古挖掘不仅在传统媒体上进行了报道，还在直播平台、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上开展了跟踪。网友们在惊叹文物的丰富与精美，遐想三星堆背后灿烂文化的同时，也丝毫不吝赞美之调，发出连珠妙语。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国民对文化保护发展的高度参与感以及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强烈的自豪感。当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器物出土面世，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体内文化自信、自尊、自强的意识在觉醒、在沸腾。
新时代，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造成了文化环境的改变，信息井喷和过剩带来了快餐文化的冲击。面对此种情况，我们要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古代文明与现代思想相结合，继往开来，建成文化强国，这不仅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为全体国民出的一道思考题。
（编选自兰潇潇《三星堆遗址惊艳出世助力文化自信再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