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兴寺
铁凝
少年时听父亲讲过正定。建国前后正定曾是培养革命知识分子的摇篮，著名的华大、建设学校校址都曾设在那里。
成年之后，每逢我乘火车路过正定，望见那一带灰黄的宽厚城墙，便立刻想到父亲讲过的那教堂、那钟声和月季。
不知为什么，父亲讲正定却很少讲那里的其他：那壮观的佛教建筑群“九楼四塔八大寺”，那俯拾即是的民族文化古迹。
我认识的第一位正定人是作家贾大山。几年前他作了县文化局长，曾几次约我去正定走走。我只是答应着。直到今年夏天大山正式约我，我才真的动了心，却仍旧想着那教堂。但大山约我不是为了这些，那座“洋寺庙”的文化并未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相反，他那忠厚与温良、质朴与幽默并存的北方知识分子气质，像是与这座古常山郡的民族文化紧紧联系着。
一个深秋绵绵细雨的日子，我来到正定。果然，大山陪我走进的首先就是那座始建于隋的隆兴寺。
人所共知，隆兴寺以寺里的大佛而闻名。一座大悲阁突立在这片具有北方气质的建筑群中，那铜铸的大佛便伫立在阁内，同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大石桥被誉“河北四宝”。
隆兴寺既是以大佛而闻名，游人似乎也皆为那大佛而来。大佛高20余米，浑身攀错着四十二臂，游人在这个只有高度、没有纵深的空间里，须竭力仰视才可窥见这个大悲菩萨的全貌。而他的面容靠了这仰视的角度，则更显出了居高临下、悲天悯人，既威慑着人心、又疏远着人心的气度。它是自信的，这自信似渗透着它那四十二臂上二百一十根手指的每一根指尖。人在它那四十二条手臂的感召之下，有时虽然也感到自身一刹那的空洞，空洞到你就要拜倒在它的脚下。然而一旦压抑感涌上心境，距离感便接踵而来。人对它还是敬而远之的居多。这也许就是大悲菩萨自身的悲剧。
距大悲阁不远是摩尼殿，在摩尼殿内，在释迦牟尼金装坐像的背面，泥塑的五彩悬山之中，有一躯明代成化年间塑绘的五彩倒坐观音像。和大悲菩萨比较，她虽不具他那悲天悯人的气度，却表现出了对人类的亲近，她那十足的女相，那被人格化了的仪表，一扫佛教殿堂的外在威严，因而使殿堂弥漫起温馨的人性精神。她那微微俯视的身姿，双手扶膝、一脚踏莲、一脚踞起、端庄中又含几分活泼的体态，她那安然、聪慧的目光，生动、秀丽的脸庞，无不令人感受着母性光辉的照耀。松弛而柔韧的手腕给了她娴雅；那轻轻翘起的脚趾又给了她些许俏皮。她的右眼微微眯起，丰满的双唇半启开，却形成了一个神秘的有意味的微笑。这微笑不能不令人想起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一位意大利的艺术巨匠，同我国明代这位无名工匠，在艺术上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他们都刻画了一个宁静的形象，然而这种宁静却是寓于不宁静之中的。蒙娜丽莎被称作“永远的微笑”，这尊倒坐观音为什么不能？
没有人能够窥透她的微笑，没有人能够明悉这微笑是苦难之后的平静，抑或是平静之后的再生。这微笑却浓郁了摩尼殿，浓郁了隆兴寺，浓郁了人对于人生世界之爱。不可窥透的微笑才可称作永远的微笑。
游人却还是纷纷奔了那著名的大悲阁而去，摩尼殿倒像是一条参观者和朝拜者的走廊。
走出寺门，我用心思索着大悲菩萨和倒坐观音，谁知威严无比的大悲菩萨我竟无从记起，眼前只浮起一个意味无穷的微笑。原来神越是被神化则越是容易被人遗忘，只有人格化了的神，才能给人深切的印象。
我又想起了那座曾作过革命者摇篮的教堂。原来它和隆兴寺仅一墙之隔。当年，寺内伴着朝霞而起的声声诵经，随着晚风而响的阵阵抢铃，是怎样与隔壁教堂的悠远钟声在空中交织、碰撞？正定给予神和人的宽容是那么宏博、广大。东西方文化滋润了这座古城镇，这古城又慷慨地包容了这一切。
正定的秋雨很细，如柳丝一般绿。
（节选自《正定三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