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神宗曾说：“法出于道。人能体道，则立法足以尽事；立法而不足以尽事，非事不可以立法也，盖立法者未善耳。”宋代的“祖宗之法”作为根本性的治国原则，本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的精神，在行政管理上充分运用了制衡原则，中书门下、枢密院与三司各自行使独立职权，突出了国家政务的核心内容，职权与事权明确集中，官员的专业化程度較高。同时，“祖宗之法”也有深刻的负面影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问题、强敌当前收武将兵权的问题等，无不与宋代遵循“祖宗之法”的立国之策有密切联系。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中国历史上，帝王的“共理”“共治”，本质是通过士大夫、借士大夫的能力来治理天下。政治的主导权掌握在帝王手中，朝政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好恶，这种状况在11世纪前期的北宋发生了深刻转变。宋代士人们在谈及国家的政治取向、制度原则时，秉持“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原则，认为：“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士大夫以“公议”“天道”为旗帜，制约君主，参与国家治理。宋太祖曾对臣僚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成为君臣双方共同承认的原则—这是北宋政治史上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大原。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