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考古挖掘中，三星堆遗址 6个坑出土金面具残片、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一时间网上热议不断，公众纷纷讨论三星堆遗址，这彰显了三星堆的独特魅力和深沉内涵。
三星堆遗址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厚度。悠久绵延的中华文明如同一棵历史沃土培育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从枝叶可以追溯到根脉和源头，三星堆遗址便与古蜀文明的起源密不可分。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认为：“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是分别位于成都平原至川东及三峡一带的两支青铜文化，其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文化圈。自夏时朝起，这个文化圈内开始渗入了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而至商时期，则又大量接受了二里头和殷墟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在我国考古学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三星堆遗址共分四期，依次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夏代至商代前期、商代中期或略晚、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其中最早的宝墩文化距今约 4800～4000年前，历史可谓悠久，其积淀亦因之深厚。
三星堆遗址彰显着中华文明的文明高度。三星堆遗址的文明特征极为显著。从陶器上看，三星堆早期的陶盉与二里头早期的陶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无区别；三星堆的“将军盔”，也与河南安阳殷墟的同类器物非常近似。从青铜器上看，三星堆的铜尊、铜耍罍显受到了殷商青铜礼器的影响，可知在与彼时中原文化的交流融汇中，古蜀文明得到了较高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其三、四期出土的诸多带有强烈信仰色彩的特征性器物说明，三星堆古城曾是雄极一时的蜀地共主一一鱼凫王朝的都城。这恰可与《蜀王本纪》中“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之记载相印证。古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神像、礼器和祭品，说明了古蜀文明的神权国家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通过神权与王权的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灿烂文明。
三星堆文明呈现出中华文明的交流广度。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曾断言：“三星堆发现的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这一发现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它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认识”。至少就对外文明交流的情形而言，李先生的论断可以得到较充分佐证。三星堆遗址具有东、西方文明的许多共同特质，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依据已发现的诸如金杖、青铜雕像、海贝等文物，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早在那时，古蜀国先人已与印度、中亚乃至两河流域的文明有所接触。由此设想，三星堆文明虽处于所谓“华夏边缘”，但却与西北方向的“陆上丝绸之路”很早就有着固定交通路线，南面可通过滇、缅、印之间的古道直接通往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沿海各地，甚至可以穿越历来被视为“人类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与该地域文明发生交往。因此青铜时代的巴蜀与外部世界，绝不是一个彼此封闭的空间，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给三星堆文明走向世界提供强力支撑。
（节选自王学斌《三星堆遗址为什么重要？》，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