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渐突出，一些作家开始反思、追问应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少作家开始批判工业文明的冷漠，反思人性的异化及人类生存的痛苦。他们深知，要治愈这种精神顽疾，人心需要亲近大地、回归自然。而生态文学恰恰能够给人一种亲切的生存体验。
中外生态文学源于对生态问题的关切。批判穷奢极欲，探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其永恒的主题，揭示生态危机的人性与文化根源则是其终极目标。从某种程度上看，生态危机实乃精神危机、人性危机和文化危机，作为应对危机的上策，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在于全球公民环境素养的提升。作为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饱含诗意栖居美好愿景的生态文学，以真、善、美的表现形式，引领读者回归自然，并将自然根植于心灵深处，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境界。
在西方文学中，在自然日志《瓦尔登湖》中，“生态文学先驱”梭罗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主张善待自然，强调人应回归自然。中国作家对生态情怀的展现是全方位的，比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守望家园系列、李青松的《一种精神》等绿色森林系列等，均以独特的视角和艺术表现，共同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出路，对人们未来如何走上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生态文学发出的是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心灵诉求，其核心就是要恢复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关系，对危及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境给予审美的解答，以期通过对话的方式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很显然，生态文学的创作与传播有助于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基础。生态文学在关注人类生存、探究人性危机、谋求人类合作及构筑人类共同价值基础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因此，人类应树立生态世界观，从生态学角度来把握世界的总体联系和发展规律。
在中西文化间，生态思想资源是互相交叠的。尤其在生态伦理方面，这在中西生态文学及相关著述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表征和阐述。阿尔贝特·施韦泽在《文明的哲学》一书中正式提出“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将伦理学范畴由人类扩展到自然界所有生命。“生态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大地伦理。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则把目光投向荒野。中国古代一向重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存，“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等哲学理念和智慧已内化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这在古代叙事文学、隐逸文学和当代书写中均有着丰富的呈现。如陶渊明的诗文，以大量的田园文学实践彰显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体悟。在小说领域，文人对“天人合一”之境的摹写与刻画也很多，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同价值诉求及与自然相亲的诗意愿景。
生态文学以生命伦理为基础，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找寻人类的精神归宿。尽管生态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状况，但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及生活方式。它以自觉的责任意识引领人们反思当下的问题，思索人类未来的命运，其意义已远远超越文学本身，对于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摘编自王玉明、冯晓英《生态文学的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