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渐突出，一些作家开始反思、追问应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少作家开始批判工业文明的冷漠，反思人性的异化及人类生存的痛苦。他们深知，要治愈这种精神顽疾，人心需要亲近大地、回归自然。而生态文学恰恰能够给人一种亲切的生存体验。
中外生态文学源于对生态问题的关切。批判穷奢极欲，探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其永恒的主题，揭示生态危机的人性与文化根源则是其终极目标。从某种程度上看，生态危机实乃精神危机、人性危机和文化危机，作为应对危机的上策，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在于全球公民环境素养的提升。作为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饱含诗意栖居美好愿景的生态文学，以真、善、美的表现形式，引领读者回归自然，并将自然根植于心灵深处，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境界。
在西方文学中，在自然日志《瓦尔登湖》中，“生态文学先驱”梭罗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主张善待自然，强调人应回归自然。中国作家对生态情怀的展现是全方位的，比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守望家园系列、李青松的《一种精神》等绿色森林系列等，均以独特的视角和艺术表现，共同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出路，对人们未来如何走上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生态文学发出的是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心灵诉求，其核心就是要恢复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关系，对危及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境给予审美的解答，以期通过对话的方式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很显然，生态文学的创作与传播有助于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基础。生态文学在关注人类生存、探究人性危机、谋求人类合作及构筑人类共同价值基础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因此，人类应树立生态世界观，从生态学角度来把握世界的总体联系和发展规律。
在中西文化间，生态思想资源是互相交叠的。尤其在生态伦理方面，这在中西生态文学及相关著述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表征和阐述。阿尔贝特·施韦泽在《文明的哲学》一书中正式提出“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将伦理学范畴由人类扩展到自然界所有生命。“生态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大地伦理。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则把目光投向荒野。中国古代一向重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存，“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等哲学理念和智慧已内化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这在古代叙事文学、隐逸文学和当代书写中均有着丰富的呈现。如陶渊明的诗文，以大量的田园文学实践彰显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体悟。在小说领域，文人对“天人合一”之境的摹写与刻画也很多，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同价值诉求及与自然相亲的诗意愿景。
生态文学以生命伦理为基础，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找寻人类的精神归宿。尽管生态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状况，但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及生活方式。它以自觉的责任意识引领人们反思当下的问题，思索人类未来的命运，其意义已远远超越文学本身，对于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摘编自王玉明、冯晓英《生态文学的当代价值》）
随着近年全球化进入退潮期，在人口红利与工业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外向型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土地财政收紧和老龄化加剧等因素的交叠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进入了新旧动能转换期。这给城镇化空间带来了重要变化，突出表现在全国城市增长的显著分化。人口持续向主要城市群、都市圈及省会以上特大城市集聚。同时，局部收缩作为另一面也同步浮现。在我国660多个建制市（地级和县级市）中，约有80个人口流失的“收缩型城市”。
“收缩型城市”这一概念萌芽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对人口流失和城市衰退等问题的关注，后由两位德国学者在鲁尔转型研究中正式提出。伴随着21世纪初美欧房屋止赎和债务危机的发酵，“收缩型城市”的使用语境不断扩展，也指那些长期难以逆转低迷发展势头、人口不断流失的城市。当时，这一现象虽得到学界和政策界的关注，却仍被视为城市发展历程中一个短暂可逆的局部现象。但多年来，欧美收缩城市治理效果并不显著，而“收缩”又如传染般继续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蔓延，这引起了城市理论界和规划政策界的反思：收缩的现象或许已超出了个体城市增长和衰落的解释范畴，其也许并非只发生在少数城市身上的一个短期可逆的过程，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结构性的长期过程。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如前所述，当一些大城市、都市圈不断扩容时，一些市县正向着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滑去。个别城市出现的“空城”“鬼城”“空心化”等问题，正是收缩现象比较激烈的呈现。中国“收缩型城市”，基本对应着三种类型：以东北城乡为代表的整体性收缩、以东部外向型工贸城市为代表的局部性收缩，以及大都市外围的中小城镇为代表的依附性收缩。
具体来说，首先，中国的城市化进一步走向大都市化，突出表现为大城市的都市（圈）化和城市群的不断发育成熟，并成为关键设施、人才智力和资本财富的汇聚平台，而都市圈与城市群外的边缘区域难免出现“收缩型城市”。其次，我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城市化中期，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将进一步加快内陆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尤其是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口吸纳能力将明显增强，并不断带动周边的中小城市人口回流。最后，除了“被动收缩”外，一线超大和资源环境相对脆弱的城市，其空间发展战略和规划逻辑将由“增量”转为“存量”甚至“减量”，成为“主动收缩”的城市。
面对“收缩型城市”这一新现象，如何积极制定有效的适应战略？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应以“网络联系论”更新“城市规模论”，转变传统“做大规模”和“盲目扩张”的思路，在双循环新格局下，立足实际分析城市所处的生产网络位置和城市网络分工，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条件下构建兼顾“内、外”部联系的网络式发展范式，做到精明发展。此外，需积极应对收缩型城市的棕地（注：被遗弃，闲置的前工业和商业用地及设施）和空地治理，并与生态系统服务联动改善，发展“绿色空间存储”为城市再开发储备土地，用绿地为收缩型城市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在发生“局部收缩”和老龄化并存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也要充分考虑匹配需求者，并通过有机更新来提升城市的活力与中心性，强化公共交通与各类服务中心的有机结合。由此，综合应对“收缩型城市”带来的城市治理新命题。
（摘编自吴康《“收缩型城市”带来治理新命题》，《光明日报》2021年04月1日）
在创作中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很多文艺工作者的追求。以建筑设计为例，这些年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中国建筑师的进步，但也常常发现，有些设计方案虽然着力强调中国文化理念，文本上也有多种多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但是多数设计对“中国”的理解还是停留在形式、语言层面上，只是通过对汉字、纹样、坡屋顶、马头墙等具象演绎来表达中国特色；还有的设计方案理念与实际脱节，未能摆脱对流行理念的模仿，更有少数方案追求夸张和新奇。
对于什么是中国文化精神如何在建筑创作中彰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还有待理论与创作深度结合的反复实践。在认清方向以后，路需要坚定地走下去。
实践创新、理论思考与价值体系建构相辅相成。世界建筑就如一片多姿多彩的森林，无论是海南的椰树，还是西北的胡杨，它们都是从自己的土地上独立生长起来的，中国建筑不能作他者嫁接的枝条。一些研究者总是自动地将中国建筑理论看作是对当前已有建筑学的“补充”。所以很多理论探索总是浅尝辄止，不求体系。这样的观念大大局限中国建筑理论发展。
建构以自己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为基础的理论体系，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建筑师们需要从不同角度加以探索，让多样化理念与不断求变的创作实践相结合，促进中国现代建筑的蓬勃涌现。
中国气派文艺创作需立足中国文化土壤转化创新。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文化”绝不仅仅是传统文化，更是基于当下现实的中国当代文化。唯有这样的中国文化体系，才能对今天文艺创作起到指引与支撑作用。建筑也好，其他艺术创作领域也好，只有在自身文化土壤滋养下才能不断生发新的方向。因此，传承中华文化，重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是以古人之精神，开自己之生面，是在传统与当代对接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现在有一种倾向，将继承传统等同于符号拼贴，如将昆曲与嘻哈音乐结合在一起，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介绍给全世界。这样一种拼贴与混搭作为一种尝试未尝不可，但对文化转换创新的理解还是太简单化。对于传统，我赞成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即透过物质与非物质遗存去理解传统的内在精神、价值判断与认知模式等，将其中仍有生命力的东西融入到今天的价值、思想体系中。
在跨文化对话中坚持自身文化精神建议。世界文化已经出现跨文化发展趋势，是文化发展也必须顺应这一潮流，发展前景如何，取决于我们对不同文化的精神实质能否有较为深入和全面认识。如果只是喊着“民族化”口号，但在什么是传统、传统如何与现代结合的问题上没有深入研究，是“食古不化”；如果只是为他方文化倾倒，不明白最应该向他人学习什么，就是“食洋不化”。“食古不化”造成“复古”，“食洋不化”则导致“模仿”。
如果我们能够在深入了解不同文化精神基础上，坚持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对话，坚持多元文化视野中自身文化精神建设，实验中国文化创作突破和创新，大有可期。
快速城镇化的社会进程、多样共生的文化背景、“美丽中国”的伟大愿景，这些都是我们考察当代中国建筑设计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语境。理想与困惑并存、挑战与希望同在，我们应该以具有文件化特色的优秀作品，为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做出中国建造师应有贡献。
（摘编自《让当代创作更具中国气派——以建筑设计为例》）
文明的调停者——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定位
李泽厚
①全球化首先是由经济或物质生活带动的。全球化之所以不能抗拒或“大势所趋”不在于超级大国或跨国公司如何阴险毒辣和厉害，当然也有这些因素，但主要在于全球化能令大多数人生活有所改善。因为全球化是与工业化、现代化连在一起的，现代化使大多数人的整体生活素质有所提高尽管它也迅速地和极大地造成了贫富悬殊和各种异化，但两相比较，前者毕竟还是主要的。20年来的中国情况就是如此。
②我经常举欧盟的例子。欧洲本来是非常多事的地方，两次世界大战是在那个地方开始的，马克思号召的无产阶级国际革命指的也是那个地方。但是一百多年后，资产阶级、管理科研人才、知识分子却联合起来，排除了语言、文字、文化、宗教种种歧异和矛盾，通过全民投票，实现了经济上的多元统一，十分了不起。
③当然，历史总是在悲剧中行进，任何进步，总带来很多负面因素，如道德堕落、“人心不古”，如自然环境的破坏等，物质生活的趋同，也带来精神生活的趋同，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将有所丧失，汉堡包、牛仔裤无处不在，电影压倒戏曲，流行音乐胜过古典音乐，如此等等。当然也不会全部丧失，特别是深层的东西，相反可以在全球化、现代化过程中创新，以保持自己的特色。
④例如，中国没有像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的宗教，便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特色。中国的神明是非常世俗的，关帝、妈祖等都是由人而神的，没有那种唯我独尊的超验的绝对权威感。中国宗教信仰着眼于现阶段的幸福求神拜佛是为了家宅平安、消灾祛病，不只是拯救灵魂。对死后的期望，也是希望跟现世一样，从远古的冥器到今天的冥钞，都希望死者仍能享受现民的幸福。孔子不是神，梁武帝把佛教定为国教，唐代佛教地位很高，孔子在佛陀之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像上帝或安拉、基督或先知，不可以降低一点地位。中国有烈士，有许多志士仁人慷慨捐躯、为民喋血，但大概很难有为关帝或孔子去自杀献身的，也许中国人过分讲求实际效用了。
⑤有学者说，中国要现代化，非要学习基督教不可；也有学者说，要有伊斯兰教的殉教精神。我以为恰恰相反，注重现世生活、历史经验的中国深层文化特色在缓和、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在调停执着于一神教义的各宗教、文化的对抗和冲突中，也许能起某种积极作用，所以我曾说，与亨廷顿所说（注，指《文明的冲突》）相反，中国文明也许能担任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冲突中的调停者。当然，这要到未来中国文明的物质力量有了巨大增长之后。
⑥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变异性和坚韧性很注重人的主动性。天地人三才，人可以参天地化育，这在许多宗教是不可思议的，人怎么可以做上帝的事情呢？中国人很勤快，强调坚持不懈的韧性奋斗，即使在逆境中也相信只要努力，便可“时来运转”，所以重视经验的合理性，不依靠和强调超验的上帝或先验的理性，历史意识非常强。我想对这种深层文化的东西，应好好了解，对其优劣作一些分析。对中国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言，这是很好的思想资源，而且未来也能在全球化的国际文明中起某种作用。例如中国文化中的阴阳观念，既不同于波斯势不两立的阴暗善恶，也不同西方的矛盾、冲突，它强调的是矛盾互补。中国文化中人的地位很高，另一方面又非常尊重甚至崇拜自然，因而并不是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恰好是从神至高无上、以神为中心发展出来的，今天，将中国深层文化的这些观念应用到现实层面，例如在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的问题上，在对待贫富分化问题上，等等，都非常有用。
⑦又如全球化问题，既为大势所趋，便应积极对待，但又要允许反对声音充分表达，以有益于及时处理各种危机和问题，允许两种力量、两种意见并存，作良好的互动，通过“度的艺术”取得平衡，以有益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不是依靠绝对的神明、先验的理性，而是从具体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合理性，即实用理性。它如能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便可以使中国在物质生产以及文化发展上不必步西方的后尘，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进而影响全世界。
（有删节）
戏剧是由演员扮演人物、当众表演故事的艺术，小说是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的艺术。戏剧与小说有着不同的艺术规定性和基本风貌。
小说故事的时间、地点的变更完全没有限制，于是情节可以有大的容量；而戏剧是将事件的发生直接呈现在舞台上，作家对故事情节的支配必须受到舞台演出的限制，追求情节单纯集中，不枝不蔓。西方经典戏剧理论“三一律”规定：剧本创作必须遵守时间、地点和行动的一致，即只允许有一个故事线索，发生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天，必须只有一个地点。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家布瓦洛把它解释为“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
小说的媒介是语言，以叙述为主，诉诸读者的智力和想象；而戏剧的媒介则是演员的肢体和言语，以直观展示为主，诉诸观众的视觉和听觉。演员不能像小说那样插入作者的叙述、描写、观感、议论。高尔基在《论剧本》中说：“剧本要求每个剧中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特征，而不用作者的提示。”叙述与展示的不同带来的另一个区别是：小说倾向于表现过去时，而戏剧则表现现在进行时。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说：“任何叙述形式都趋向过去已发生而现在结束了的事件，那么戏剧的具体性正是发生在永恒的现在时态中，不是彼时彼地，而是此时此地。”所以，戏剧中表现过去发生的事件往往比较棘手，以前多靠人物的叙述回顾。
小说的故事是提供给私人阅读的，阅读的方式可以完全自由，情绪也可以随意调节，但是观众走进剧场看一出戏的情形则不同，它是一种集体欣赏。戏剧的故事必须一开始就引起观众的兴趣，并且要维持这个兴趣到戏剧的终结。如果观众感觉乏味，难免随时离场，这会影响戏剧演出的效果。情绪效果的限制要求戏剧故事必须加快情节发展的节奏，且保持情节的张力和变化，这就需要戏剧中有冲突、悬念、突转和发现。英国威廉·阿契尔在其《剧作法》中说：“我们可以称戏剧是一种激变的艺术，就像小说是一种渐变的艺术一样，正是这种发展进程的缓慢性，使一部典型的小说有别于一个典型的剧本。”
戏剧与小说各有其基本艺术特质与形态，但两者并非“老死不相往来”。契诃夫的剧本《海鸥》背离了当时普遍接受的“戏剧法则”，追求戏剧事件的生活化和剧本的内在抒情性。虽遭指责，但这种崭新艺术促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舞台导表演体系的变革。众多小说家融入了戏剧的“动作”、“冲突”、“悬念”等技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创作出了众多的优秀作品。
（摘编自陈军《论戏剧与小说的文体区别及沟通》）
①历史上，媒介技术的发展、应用与普及，总是带来新的信息呈现与传播方式，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思维和价值观念。作为数字时代催生的内容形态，短视频逐渐发展成一种新的叙事方式、信息来源、传播方式、自我表达与交流空间，日益孕育并形塑着新的认知心理、审美体验、价值偏好，其中既充满了便利和机遇，也存在着风险和挑战。
②相对于传统专业的长视频拍摄制作，短视频制作的门槛和成本较低，增加了普通公众自我表达的机会和社会参与的形式。短视频充分发挥视听语言的优势，并在极短的时长内快速推进情节、表达观点，内容呈现直观生动，表现力和感染力更强，更易调动情绪、引发共鸣，从而形成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此外，短视频与移动化、伴随性密切相关，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短视频，观看时间和场景更加灵活，填补了人们的碎片时间，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③短视频的快速发展与广泛流行也引发了人们对其负面影响的忧虑。短视频由于时长所限，往往难以展开深入探讨与思考，有些片面或肤浅的内容甚至会让人们忽视内容的本质和信息的深层内涵。短视频的形态需要迅速吸引并抓住观众，有的短视频过于追求在极短时间内形成冲击力，对内容的完整性和严谨性有所放弃，可能影响人们的审美追求，造成对刺激的渴求。
④伴随着追求愉悦感的阈值不断提高，可能带来人们闲暇无聊感的提升，使人更容易感到焦躁、沮丧，甚至失落空虚。本来用以填补碎片化时间的短视频，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人们注意力的日渐分散，变得难以沉下心来集中精力进行深入的思考。由于制作门槛低，短视频内容良莠不齐，快餐式的信息传播，在降低了信息获取门槛的同时，用户也容易被断章取义甚至偷换概念的信息误导。而在商业化、市场化和流量变现等因素的驱动下，有的短视频制作者为博取流量甚至刻意歪曲逻辑或事实，传递出不当的价值观念。
⑤纵观媒介技术发展的历史，总是欣喜与忧虑交织。新兴媒介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总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新的媒介形态蓬勃发展会对既有的媒介生态带来冲击和影响，也在不断地成熟和完善中与既有的媒介并行融合发展，书籍、电影、广播、电视是如此，短视频亦如是。
⑥当下短视频已经逐渐发展成人们数字生活环境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短视频的传播场景不断扩展，对传统的认知思维、价值观念和时间管理带来挑战。尽管数字环境已经融入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人们认知心理依然依赖进入数字时代前的物质性和连续性，相应的感知方式和认识基础尚未改变。这些影响可能在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少年群体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⑦短视频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将与其他传播媒介形态并存、融合发展，而并非替代。短视频和长视频，网络视听与图文阅读，可以并行不悖，但确实需要反思、引导和治理。人们应当善用这柄数字时代的双刃剑，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正视越来越离不开数字化生活的现实，并多一些自我反思，提醒自己，牢牢把握生活的控制权，合理分配时间、安排短视频使用。
⑧随着短视频传播不断发展成熟，优质内容仍将是核心竞争力，短视频制作者唯有以优质内容为基础才能真正获得用户认可。主流媒体也应积极运用短视频传播，充分发挥在内容质量和深度上的优势，树立短视频传播领域的价值标杆。对于蓬勃发展的短视频行业，平台自律需与协同共治相结合，从而更好地引导短视频传播良性发展，推进创新。
（摘编自蒋俏蕾《短视频发展中自律与创新同样重要》）
传统表演艺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座蕴藏丰富、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宝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一些传统表演艺术项目已走出困境，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但仍有一些项目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传统表演艺术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其表演通常具有群体性特征：无论侗族大歌还是壮族山歌，人人都可展示歌喉；无论汉族的秧歌，还是藏民的锅庄，民众欢乐起舞的场面都蔚为大观。对这类非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坚持其生活性、群体性。两不仅局限于艺水团体或演出队等小范围内。广大民众为庆贺丰收、祭祖敬神、禳灾祈福而载歌载舞的即兴表演，寄托着他们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丰富情感。使传统表演艺术“雅化”，固然能彰显各类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但也弱化了传统表演艺术的民俗文化内涵。
当然，各类民间表演艺术过充分提炼和艺术升华，进而搬上舞台，其成功之作对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如春晚舞台上，藏族舞蹈《飞弦路春》、蒙古族舞蹈《吉祥颂》等都曾大放异彩，然而，在对民间表演艺术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中，有些实施者没有坚持本真性的原则，将一些传统艺术改编得面目全非。比如，有些人在改造民乐时套用画方音乐编排方式，被改编的作品便失了自身的魂魄。因此，对民族民间艺术进行“二度创作”，应既不失其本真的艺术特性，又科学地融入现代元素，适应民众新的审美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编导们深谙民间表演艺术的特性，并能进行实地调研、采风，挖掘出民间艺术的基本元素与本质精神。
各种传统表演艺术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呈现的，考其演出行为形式形成艺术价值。这类非物质文化产的特性决定了应对其实施活态传承与保护、使之以鲜活形态生存于民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施中，有些地区视保存为保护，重视硬件设施，各类场馆及专题博物馆建设颇具规模，民间收集来的各种乐器、道具、面具、服装等都得到妥善收藏，这种博物馆式的展示与收藏，虽然能较好地保存民间表演艺术的物质载体，但变活态传承为固态展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件统表演艺术的生存发展问题。有人认为通过录音、录像等数字化手段便可记录、存储、呈现表演艺术的成果和过程，达到抢救性保护的效果，但是，这只是对文化遗产的部分信息进行了保存，人在进行艺术表演时涉及的很多现象难以精确量化，其中不少信息是无法获取和记录的。对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保护，才特合其自身的传承发展规律。
（摘编自李荣启《论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①伦理学是一门对人类道德生活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的学科，进行伦理学研究首先需要思考一个前提性问题：为什么要进行伦理学研究？一般来说，认知的动力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追求真理、渴望探索世界奥秘的自然天性，一种是寻求智慧、渴望解决生活问题的现实要求。与纯理论研究不同，伦理学研究既离不开求真的天性，又离不开向善的渴求。因为伦理学不仅涉及纯粹理性的认知，还涉及实践理性的认知，尤其涉及借助意志使认知走向生活的实践活动。伦理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只是认识生活，更是改造生活。苏格拉底追问“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孔子通过“仁学”重新诠释礼乐制度，都是为了解决所处社会中出现的道德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和应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是伦理学研究的根本推动力。
②现实生活是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动力，意味着伦理学研究归根结底要从现实的生活出发。只有从现实生活出发，伦理学研究才能找准自己的生长点和发力方向。只有从现实生活出发，伦理学研究才能实现自己的存在使命。一旦远离现实生活，一味沉溺于道德推理和道德论证，伦理学研究就有可能沦为学术圈内的自娱自乐。因此，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来源于现实生活，伦理学的理论问题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远离现实生活、凭空想象出来的理论问题，有可能像“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之类的神学问题一样毫无意义。
③从现实生活出发，伦理学研究最终要走向理论分析，提出相应的伦理学理论。从逻辑上看，一个理论是否为真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理论要与自身保持一致，即理论内部不会出现逻辑矛盾；另一个是理论要与现实保持一致，即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相比较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因为逻辑矛盾可能源于论证不合理，这并不意味着结论必然错误；而与客观事实不符，意味着结论必然虚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伦理学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具有多大程度的真理性，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现实生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生活。
④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伦理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是事实世界，伦理学的认识对象是价值世界。关于价值世界的认识，更多依靠它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效果进行检验。以现实生活作为道德理论的检验标准，意味着我们的伦理学理论应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道德问题。创新伦理学理论需要融通古今，需要借鉴中外各种伦理思想。在借鉴吸收各种伦理思想的时候，我们需要重视“现代化”转换和“本土化”转换问题。从古代社会生长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思想，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适应当代道德发展的需要。从西方土壤生长出来的现代积极伦理思想，只有经过批判借鉴，结合中国优秀文化基因进行重新创造，才能适应中国道德发展的需要。
（摘编自李志祥《伦理学研究需要面向现实生活》2020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
在当代传承和实践儒家君子观，首先需要我们明确何谓儒家的“君子”，这是我们在当代传承和实践这种观念的基本前提。总体来看，儒家视域中的“君子”内涵丰富，是一个涵纳了“位”“德”“智”“美”等诸多属性，对人的各方面修养均有很高要求的人格理念。
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君子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位者”，即指统治阶级的成员。先秦时期，这一含义一直都是君子的基本内涵。如中国现代著名学者顾颉刚说：“君子小人，先秦以上以身份地位分，此时之君子指在官位者。”这一含义也广泛见诸儒家经典中。如《诗经》《尚书》中的君子即多指此义。与这一意义上的君子相对，社会上的广大普通人则被统称为“小人”“庶民”等。
其次，经孔子转化后，君子的“位”的意义大大降低，而主要成为一个侧重人的德性的概念，所谓“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也”。在《论语》中，君子一词共出现百余次，主要是就“有德”而言。比如“君子喻于义”“君子怀德”“君子去仁，恶乎成名”等等。虽然在孔子这里，君子一词主要成为德性概念，但“位”的属性仍然得以保留。比如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里面的君子即具有“位”的内涵。及至孟子、荀子等人，君子仍然是兼具“德”“位”属性的概念，如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最后，在儒家这里，完美的君子形象还必须具有智慧和审美的特征。一个欠缺智识、外表邋遢之人，任其德性多高，在儒家这里都难以称为君子。所谓“君子博学深世”“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总体来看，儒家的君子是一个兼具“位”“德”“智”“美”等多种属性的复合概念，它涉及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道德水准、智慧水平、心理素质等全方位的评价。这正如荀子所说：“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不过，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君子主要是一个德性概念，即侧重以道德水准界定何为真正的君子。而儒家所谓“德”，从其根本来说，乃是一种“生”德，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民生问题，则构成“生”的首要问题。因此，在儒家这里，一个人是否能够体悟上天创生万物之德，是否能够仁民爱物、关心民生，肯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构成儒家评判君子的一个基本标准。
（摘编自《光明日报》，《传统儒家君子观在当代的传承与实践》）
《红楼梦》共有五个书名：《风月宝鉴》《情僧录》《金陵十二钗》《石头记》和《红楼梦》。《风月宝鉴》代表道学眼光，《情僧录》代表痴男怨女的口味，《金陵十二钗》代表“写女儿之书”的看法。《石头记》和《红楼梦》是两个最好的名字，也是读《红楼梦》最深入的两个角度。
把眼光局限于“道学”，便把《红楼梦》当成“劝世文”或“意淫书”来读。以情僧来看的人，就把苏曼殊个人的遭遇告诉他，相信也会得来与读《红楼梦》同样的满足了。以女儿之书来看，大可以说它是《镜花缘》，不过文字写得好、人物画得真、结构更紧密。但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不也文字好、人物真、结构严吗？她是聪慧明智的女作家，在包涵广摄的意旨上，却无论怎样都不够与曹雪芹相比了。
《石头记》原是此书的本名，能代表《红楼梦》的中心意旨之一——欲望之斗争与生灭，但为什么曹雪芹终于选定了《红楼梦》为此书正名？第一，《石头记》此名好是好了，但读者无法一见此名，就可“望文”而“生义”，必须要读了此书，知道了关于那“石头”的寓言，方可略明。由石变玉、由玉变石的象征意义，亦不容易从此名而一目了然。第二，《石头记》一名，单调、无色彩，不大能表现出现实与空幻、入世与出世这正反两方面的涵旨，更不能显呈此书在“时间”上的主题。
《红楼梦》却不同，“红”是颜色，“楼”是建筑，“梦”是虚幻，三字合在一起，把所有内容都尽包进去。“红”可以表示万花千彩的女子，见得到“色”。“楼”是现实中的“相”，摸得着的实体，有人工在其中而建成的“楼”，代表现实世界。“红楼”两字合起来，是“千娇百媚所居的世界”——大观园，或“金粉繁华”的世界——书中所云“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或如一位译者所说的，“红楼”就表示佛家所指的“红尘”——现实世界。这就有“色”有“相”了，是此书“实”“成”“有”的“正”的一面。
“梦”却是虚也、空也，这是“反”的一面。“红楼梦”三字合起来，乃有实、有虚，有成、有幻，有有、有无，而“梦”又表示事物之易变。佛家说现实世间的“色”与“相”都是“幻”（梦），正因为一切都“无常”；何以无常，因有死、有灭、有散——都由时间的大限所决定。此名一看之下，可给人这三方面的意旨，所以最好、最切。
（节选自胡菊人《小说红楼》，有删改）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道德哲学思考
“新冠肺炎与自然界的野味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是世卫组织及最受科学界重视的英国《柳叶刀》医学杂志共同发表的声明。人类和自然共享一个地球，人类有道德责任和义务保护自然，但人类为了经济的增长和自我贪欲的满足，不断去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一些人认为，人类凭借科学理性可以穷尽宇宙的一切奥秘，这种信念是“培根——笛卡尔式”的理想，即科学就是对所有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作“终极说明”，他认为，万物的一切应该臣服于人类，服务于人类。大自然是供人类不断利用的资源库，或者是任凭人类任意打扮和雕琢的客体。但这种盲目自信，在自然的地震、海啸、飓风、传染性病毒等面前，会瞬间黯然失色。
从道德境界的角度看，这种道德观念，实质是一种“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把人当作自然界的唯一主体，其他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只是具有低级生命体征或无生命体征的客体。实际上，人类来自大自然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大自然面前，任何民族、族群、人种都应当尊重、爱护自然。人类是生物链上最高级的物种。但人类不能为了自我的满足，肆无忌惮地去破坏大自然。人类应该与大自然和谐共处。这是人类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这种以人类为事物的中心的学说被称作人类中心主义，也称人类中心论，这一学说认为人不仅是自然的中心，也是自然界一切事物的目的，自然界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应当按照人类的价值观去解释。人类中心主义曾经在历史上起到过积极作用，其主张解放人性，追求自由、平等与价值，帮助人们摆脱了中世纪神学统治。但是，随着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为了追求更舒适的生活，为了经济的发展，在自我贪婪的欲望中，破坏了原本整体和谐的大自然。1992年世界众多科学家联名发表《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指出：“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这种“人类——自然”两元分离的思维模式，一直盘旋在现代一些人的道德记忆中。
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具有致命的自负流弊，那么，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就具有道德上的正义？这一学说认为大自然自身具有内在的价值，人类应该赋予大自然应有的伦理地位和道德权利，人类应当把道德共同体，从人与人的范围拓展到大自然和整个生态系统；认为人们应当在伦理上进行一次彻底的“伦理革命”或“道德革命”，让自然的一切存在物享受道德主体的地位和道德资格，从而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一样，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倘若将大自然的一切存在物都纳入道德共同体范围，那么人们就连踩死一只蚂蚁，甚至是杀死自己豢养的一头猪，都应该承担道德责任。人们在大自然面前，将失去主体性和能动性。
因此，我们既不要痴迷于人类中心主义，也不要沉溺于非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要坚持辩证的有机的自然观。人类在向大自然索取物资与资源的时候，应当尊重自然，服从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正义法则。这是人类智慧的一种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改)
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①人常是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而羡慕他人的境遇，所以俗语说：“家花不比野花香。”人对于现在和过去的态度也有同样的分别。
②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看倒影，看过去，看旁人的境遇，看稀奇的景物，都好比站在陆地上远看海雾，不受实际的切身的利害牵绊，能安闲自在地玩味目前美妙的景致。看正身，看现在，看自己的境遇，看习见的景物，都好比乘海船遇着海雾，只知它妨碍呼吸，只嫌它耽误程期，预兆危险，没有心思去玩味它的美妙。持实用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开，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
③我说“距离”时总不忘冠上“适当的”三个字，这是要注意的。“距离”可以太过，可以不及。艺术一方面要能使人从实际生活牵绊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赏，“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又容易使人无法了解欣赏。这个道理可以拿一个浅例来说明。
④王渔洋的《秋柳诗》中有两句说：“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在不知这诗的历史的人看来，这两句诗是漫无意义的，这就是说，它的距离太远，读者不能了解它，所以无法欣赏它。《秋柳诗》原来是悼明亡的，“南雁”是指国亡无所依附的故旧大臣，“西乌”是指有意屈节降清的人物。假使读这两句诗的人自己也是一个“遗老”，他对于这两句诗的情感一定比旁人较能了解。但是他不一定能取欣赏的态度，因为他容易看这两句诗而自伤身世，想到种种实际人生问题上面去，不能把注意力专注在诗的意象上面，这就是说，《秋柳诗》对于他的实际生活距离太近了，容易把他由美感的世界引回到实用的世界。
⑤艺术须与实际人生有距离，所以艺术与极端的写实主义不相容。写实主义的理想在妙肖人生和自然，但是艺术如果真正做到妙肖人生和自然的境界，往往不免把观者引回到实际人生，使他的注意力旁迁于种种无关美感的问题，不能专心致志地欣赏形象本身的美。比如人们对裸体照片、裸体雕像和裸体画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因为照片太逼肖自然，常常像实物一样引起人的实用的态度；雕刻和图画都带有若干形式化和理想化，都有几分不自然，所以不易被人误认为实际人生中的一片段。
⑥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有情感不一定就是艺术。富于艺术材料的生活何以不能产生艺术呢？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造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决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时决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有删改）
据国外媒体报道，大约在5500万年前，全球气温曾一度极速攀升，从而导致海平面升高、海洋酸度增大，以及一些物种的永久消亡。这一历史性全球变暖就是著名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以下简称“古新事件”）。
研究人员推算，在远古时代，每年大约有十亿吨碳排放到大气中。在“古新事件”之前的数千年间，大量富含碳的温室气体进入大气中，之后每年以10亿吨左右的速度递增。当海洋温度逐渐升高，“冻”在海床中的大量甲烷沉积开始解冻融化。甲烷是一种强大的温室气体，随着它的解冻冒泡进入大气，全球气温开始上升。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海洋温度进一步升高，触发海床中更多的甲烷释放，进而又促进了大气的升温，形成恶性循环。如此反复导致了整个地球变暖，引发了“古新事件”。如今，类似的升温变暖情况很可能再次出现。随着现代海洋的变暖，有证据显示海床中的甲烷可能再一次解冻冒泡。有了“古新事件”的前车之鉴，我们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有了一定的预见性。
在科学家看来，“古新事件”也是自然界的一个毁灭者。一些保存在南极洲沉积物中的微生物物种，在气候变暖伊始就消失了。生活在海洋深处的生物，成为此次事件中最易受冲击影响的对象。它们在数千万年间，经历了最为严酷的物种灭绝。令人惊奇的是，许多生活在海洋中稍浅水域的微观生物物种却显得特别繁盛，这是气候变化过程中“适者生存，劣者淘汰”的一个早期迹象。深海生物物种的死亡因素可能非常复杂，逐渐变暖的水温以及水中越来越少的氧气，都是罪魁祸首。然而，另一些微生物却刚好可以利用自身优势，适应缺氧环境逆势生存。
那时候，一些海洋沉积物含有大量富铁磁性矿物，这种矿物被称为磁铁矿。有些物种可以利用磁铁矿，将其贮存在体内，这可能是因为磁铁矿有两大好处：一是有硬度，可以造就一副钢牙铁齿；二是有磁性，可以帮助生物根据地球磁场确定方向。缺氧水域有利于铁的累积，因此在“古新事件”时期，海洋中利用磁铁矿生存的微生物就可能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海水的其它变化往往都是有害的。当海洋吸收了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海水会变为弱酸性，pH值降低，导致海洋酸化。我们知道，今天的全球海洋都可见这种酸化，事实上5500万年前也有过海洋酸化现象。随着海水pH值的下降，酸性物质会溶解掉建造骨骼的碳酸钙，导致深海生物的物种灭绝。同时，海洋酸化也会影响海洋中的浅水生物生存，特别是珊瑚礁遭遇了自5.5亿年前进化至今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生存危机。除了海洋生物，陆地上的野生动物也面临着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
在“古新事件”时期，北极的雨量也比平常要多得多，海平面上升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灾害。例如，这一时期，曾出现北大西洋的岩浆活动。海洋地壳温度升高，推动岩浆向上运动，使海洋变得更窄，进而又加重海平面上升趋势，如此一来海平面可能升高达30米。对于陆地上的生物而言，“古新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深远巨大的。
“古新事件”时期，在怀俄明州，植物范围随着气温的升高，向北推移了数百公里。很明显，那时针叶树林已经基本上从怀俄明州消失殆尽了。也正是在“古新事件”时期，统治地球的许多哺乳动物种群，包括马、牛和其它有蹄类动物出现并广泛分布于北半球。但是这些动物种群的成员变化又将令人大吃一惊。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科学家罗斯·塞科德指出：“有充分证据显示，40%的哺乳动物群在‘古新事件’时期，体形变得越来越小，并且没有一种动物群体形变大。”事实上，一些哺乳动物体形已经变得很小了。
（《光明日报》2015年9月23日，有删节）
整个说来，《红楼梦》是长于写实的。“石头”在全书第一章中答复空空道人说：“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致失其真。”这段写实主义的声明由“石头”所作，有点令人哭笑不得，也有点中国式的聪明灵活的辩证法。
写实的作品中，穿插环绕装点一些神话的、魔幻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使写实的作品增添了一些幻化的生动、神秘、奇异，使写实的作品也生出想象的翅膀，生出浪漫的彩色，这就比一味写实、除了实还是实的作品更文学了。
一般地说，写实的作品易于厚重，梦幻的作品易于轻灵，或反过来说，写实的小说易失之于拙，梦幻的小说易失之于巧。能不能把二者结合一下呢？厚重中显出轻灵，执著中显出超脱，命运的铁的法则中显出恍恍惚惚的朦胧。这是真小说家的境界，这是人生真味的体验。
荒诞、幻化也是人的精神主体的一种要求，当科学性、必然性、可知性不能完全满足人的主体要求（包括观赏、享受的要求）的时候，荒诞性与梦幻性就应运而生了。荒诞、幻化也是一种美，是一种突破了现实的硬壳、摆脱了大地芜杂的美，就像梦的美，痴的美，荒诞化、幻化是把小说与人生间离的重要手段。《红楼梦》一开篇，作者就强调“将真事隐去”，“假语存言”，“经历过一番梦幻”，“说来虽近荒唐，细说颇有趣味”，一方面强调不失其真，未敢失其真，一方面又强调不可当真。这就给创作主体留下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极大灵活性，留下了极大的艺术创造力纵横驰骋的余地，留下了自己的创作自由，也为读者留下了阅读与欣赏的即进行二度创作的自由。
完全地写实，写作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介入，乃至变成了一种舆论，一种“大众传播”……涉嫌提倡异端与犯上作乱……曹雪芹有几个脑袋敢去以身试文字狱！小说毕竟只是说，至少首先是小说，虽然不如起诉书或辩护词那样有明确的针对性，却因失去了这种针对性而获得了更普遍更长远的意义。写小说就要把小说当小说写。《红楼梦》摆在案头，您就“把玩”“把玩”吧。反正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节选自王蒙的《（红楼梦启示录》）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的复兴是21世纪最重大的变化，这可能是带有自己“语言”的复兴。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西方世界还是把中国崛起纳入到西方整个话语里在言说。我们在提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之后，经历了很多的努力，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结伴不结盟”“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实际上也是希望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体系。 现在很难说这样一个新的体系能够完全被接受，但至少，这样一套语言是以文化自信应对西方已有的体系。
事实上，虽然文明复兴的物质力量不断显现，关于文明复兴的话语重建，却非常困难。为什么?首先，是我们现在还处于崛起的前夜，即还没有完全完成赶超的目标。我们有点自信，但自信并不太多。这种自信不多，在国内的自由主义者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果对中国崛起没有一点自信，何谈文明复兴?其次，这个问题和我们整个废除科举有关。1905 年科举制度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建立，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废科举、建新学当然有它的必要；但同样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废除科举，不仅仅是废除了科举的考试制度，而且是整个废除了支撑科举制度的经典——五经。在某种意义上，五经承载了过去我们民族的价值核心。废科举带来的废五经，儒家天地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等观念逐渐衰微。从此以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中国自身的经验都成为西方知识分类体系的研究对象及西方理论的分析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丧失了评价自己经验的主动性。
我的建议是我们要从制度研究去落实中国话语的重建。要研究这些制度，意味着我们研究的重点应从政体转向治体，如果我们摆脱用政体来理解我们的经验，转而以治理休系作为理解我们自身发展的重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治理体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比如郡县制贯穿百代；科举制实施1300多年且目前又有恢复的样子；监察制、巡视制也实施了2000 多年，且巡视制在当代中国的反腐败当中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我们要看到，制度，上和观念有关；下，则是和整个中国版图内的社会生活实际有关。故而，以制度的沿革为中心，上，要考察和制度相关的观念变化；下，要考察与制度相关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
中央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看来，这个提法表明，延续了20多年的、 围绕着政体展开的无谓而有害的争论被转移到有效的关于治体的研究上，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摘编自曹锦清《以制度研究推进中国话语体系重建》
文学是戏剧的灵魂
陈彦
戏剧是靠讲故事取胜的，讲故事就是文学。无论唐传奇、宋元话本，还是明清小说，都为中国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精神营养。近百年来，话剧、歌剧等戏剧样式传到中国，其核心仍然是讲好一个故事。戏剧这个靠故事安身立命的文艺样式，讲故事的能力就更需技高一筹。中国历史上的名剧《赵氏孤儿》《窦娥冤》《长生殿》《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哪一个不是因故事讲得感天动地、精彩绝伦，而放射出了永久照耀历史、社会、生命、人性的精神与思想光芒的？世界上那些久演不衰的歌剧如《卡门》《图兰朵》《茶花女》，更是凭借优秀的故事登上了经典的位置。故事永远是戏剧的命脉，而故事的本质是文学，文学是戏剧不可撼动的灵魂。
戏剧一旦忽视了文学的力量，就会立即苍白、缺血。忽视文学的戏剧，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表现在文本的粗糙上，也有的表现在不注重对文本的思想诠释与精神升华上。过度强调外包装的作用，尤其是对舞台设计与声光电的倾心依赖，因而形式大于内容。不适度的包装，会破坏作品内在精神意象的释放。有时舞台上最重要的布景道具，可能就是一棵象征无穷生命力的树木，甚至是一株需要特别强调的小草，硬要弄出铺天盖地的森林、草甸来，反倒把紧要处遮蔽了。还有些大制作、大场面、群体舞的运用，让一些本来可以进入思考的段落，变得躁动不安、浮皮潦草起来。戏剧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张力，很多地方是要通过留白来完成的。文学是人学，在戏剧舞台上，“人”是通过演员来传情达意的，演员是中心的中心，一切不能为演员表演提供帮助的辅助手段，都是不可取的。
戏剧文学是演出团队共同的努力方向，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讲述好故事，塑造好人物，让故事变得波澜起伏、情感跌宕交错，让人物变得立体饱满。在戏剧舞台上，其实每个参与者，包括导演、演员、作曲、舞美、演奏等，同时也都是文学创作者，一旦哪个部门脱离了该剧的文学统摄，这个部门就会出现艺术创作问题。
戏剧要在文学这个基础上下功夫，只有基础扎实，二度创作才可能飞升起来，一旦基础不牢不稳，二度创作发挥、增生、堆砌得越多，越让作品的缺陷暴露无遗。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以动人为前提的。动人的根本，就在于对所塑造的对象性格、心灵的精准开掘与把握。舞台剧由于受时间、空间与篇幅限制，塑造人物尤其需要单刀直入，使性格迅捷凸显。因为舞台剧只能通过精彩洗练的独白、对白、旁白、咏叹、宣叙、对唱、重唱、合唱，来形成人物的生命个性与故事的起承转合、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每一句话、一句唱，都需反复推敲打磨，尽量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才是戏剧这种独特文学样式创作的要妙。当然，戏剧文学的根本，还是要扭结在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上，任何精致的戏剧文学，一旦脱离了社会责任，就如雕刻精巧的鼻烟壶，终不过是一种玩物而已。几乎所有剧种都可以久演不衰的《窦娥冤》等戏曲经典，就向我们深刻地昭示了这一点。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文化的进化是非线性的，是可以断裂和迅速消亡的。历史上一些伟大文明的消亡就是明证。所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抵御单极化和文化整合效应，也是我们应当积极支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文化整合效应，已经导致许多传统文化的消亡，导致许多文明形态的边缘化。以某些大国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统摄力和冲击力，引起了全球许多国家的高度警觉。这两年我们常常听到关于“文化安全”的讨论，就是一种防御策略和姿态。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有了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倡导。
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是这么表述的：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就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宣言》还说，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我国各民族在文化上呈现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主流社会和管理阶层所关注的。以前人们多从进化论的角度去评判其高下雅俗，并分别予以对待，这有其历史的理由。现在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看，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各有自身的特色和存在的价值，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它们是守法的、文明的，其文化权利都是平等的。目前我国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不仅有深厚的文化价值，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树立文化多样性的观念，建立信仰之间的互相尊重，这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必要条件。民族之间要互相尊重，提倡对民族文化作同情的理解和增强文化包容精神，提倡民族理性，防止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抑制民族主义狂热与偏激，以利于民族平等和团结和睦。社会主义社会绝不是一个在思想文化上清一色的社会，而应是文化领域多元和谐的社会。一方面，社会在政治原则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统一和尊严；另一方面，社会又能把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给各族人民的特色文化提供自由健康发展的宽松环境，使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尊重差异”，从广义文化的视角看，并不是遵循文化相对主义或倡导多元文化主义而固化、甚至扩大差异；“包容多样”，也不意味着容忍、放纵任何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因素。如果我们只看到表象差异的多样性和普遍性，就会陷入否定人类统一性的泥淖；如果我们只追求形式统一的同一化和普同化，就会落入否定人类多样性的陷阱。
（摘编自商文莉《文化相对观下的文化多样性》）
《红楼梦》中的服饰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但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定：“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贾宝玉是作者着墨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之一。他的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红色上。初见黛玉时，服饰以红为主色；群芳夜宴时，枕着红香花枕；祭晴雯时，穿着血点般大红裤子：看破红尘出家时，身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
这是因为红色是最能体现宝玉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颜色。红色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具有令人产生激动、热烈的本性和感情的力量，与他热情奔放的性格暗合。红色也体现了他尊重女性的心理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常是女性的代名词，古代男子常称其女性好友为“红颜知己”。宝玉非常推崇、爱慕和关心女性，红色岂不正是他怡悦红颜的绝妙注解？红色还是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他虽被视为掌上明珠，却处处受羁绊，恨不能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红色常使人联想到火焰和鲜血的颜色，是充满刺激性和令人振奋的色彩。它能使人产生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正是宝玉性格的写照。
服饰不但能突现人的外貌和性格，在阶级社会里，更能显示人的地位。贾雨村还是寄住在葫芦庙内的一个穷儒时，曹雪芹只用“敝巾旧服”四个字就画出了这个落魄文人的潦倒。邢岫烟虽为小姐，无奈家道艰难，只能着“家常旧衣”，连冬天也穿得“很单薄”。对那些美貌而富贵的人曹雪芹则不惜浓墨重彩。只看看宝玉的佩戴物就知道了。他的帽子是嵌玉紫金冠；颈上挂着饰有“金螭缨络”的项圈；那通灵宝玉，先是用“五彩金丝”系着，后又由莺儿织了一个“梅花络”套上；又有“寄名锁”——在神僧面前“寄名”为“弟子”，再铸一把锁，以示神命锁住；还有道士所画能祛邪的“护身符”。而地位高至皇妃的元春，曹雪芹又不细写她的服饰了。元春省亲时，我们只看到皇家仪仗队里有人捧着她的“冠袍带履”，回到家后，也只知道她一次次“更衣”。到底穿戴如何，没有具体写。这是不写之写之妙。
曹雪芹笔下的服饰是在不违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封建审美标准，遵循美的规律创造的。《红楼梦》的服饰集中国封建社会服饰美之大成，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摘编自《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有删改）
①今天，许多公共事件都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虚拟的互联网不断向公众展示其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让潜藏在角落里的不法和失德行为不得不“直视阳光”，也让社会在激浊扬清中行稳致远。
②然而硬币总有两面。我们有时也会发现，网络舆论场放大了一些本不该有的声音。有的人在网上利用人们的善良情感，泄私愤、填私欲、徇私心。竞争失败了，就在网络上捏造虚假事实，肆意诽谤竞争对手；恋爱失败了，就在网络上披露对方隐私，诋毁对方；非法利益落空了，就在网络上罗列、嫁接不相干事实，肆意攻击他人。甚至有个别所谓“网络大V”，颠倒黑白、恶意炒作，把舆论监督做成了一门捞钱的生意。所以，我们既要看到网络舆论场革故鼎新的积极作用，加以鼓励；同时也要注意那些利用网络舆论场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加以遏阻。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法律为虚拟网络舆论环境中的参与者构筑真实的权利边界。
③大凡网络上的言论，要么属于“事实陈述”，要么属于“意见表达”，要么是二者的结合。基于舆论监督的正当性要求，网络上的发言，只要事实陈述基本属实，意见表达没有逾越法律边界，那么这样的发言就是合法合理合情的，就是在言论的权利边界之内的，行为人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如果事实陈述中的事实，只是自己主观认定的“事实”，既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也没有任何权威的信息来源，那就可能构成对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侵犯。有些“事实”，即使有证据支持，但如果属于个人的身份信息、私人活动信息、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等隐私，对外公布本身也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如果意见表达中的“意见”，已经超出就事论事的范围，演变为人身攻击，那也同样可能构成侵犯他人权益。以上这样的事实陈述和意见表达，就不合法律要求，就是在言论的权利边界之外的，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④网络舆论平台自身，也存在着权利的边界。当网络言论侵犯他人权利时，只要网络舆论平台接到侵权通知后采取了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它就可以躲入“避风港”，也算是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但法律也鲜明地树起了规则：如果网络舆论平台明知有人利用其平台发布侵权言论，而不采取必要措施的，它就要承担责任。
⑤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每个人都是网络的受益者。但如果对跨越权利边界的网络行为不加规范，则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一旦我们习惯于不加甄别，纵容那些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和权威信息来源的所谓爆料，我们自己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被爆料的人，从而受到无辜的伤害。在没有权利边界的网络舆论场中，也就意味着没有规则和秩序可言。人与人之间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和信赖，这样的舆论环境不仅无法激发出真知灼见，更会激化矛盾、加重偏见，理应引起我们的警示。
⑥构建一个健康、成熟、理性的公共舆论空间，必须要以法律规范划定的权利边界作为基础。人类社会的实践早已启示我们，稳定的规则和秩序是我们开展一切活动的前提，是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首要条件。让互联网更好地在法律框架下运行，声音和观点才能传得更远、响得更久。
（摘编自《人民日报》）
莎士比亚戏剧开始时因其过于“通俗”并没有得到戏剧界的认可，并因其过于“通俗”而被当时的专业戏剧创作者排挤、轻视。不过，大众剧场为其带来了无尚荣耀。之后的岁月，莎士比亚戏剧不仅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经久不衰地演绎，同时也成为戏剧艺术家的必修课，被高高供于戏剧史乃至文学史的神坛之上。这个过程，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群众文化也能诞生经典；贴近群众的“俗”的艺术，更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群众文化是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契机。
莎士比亚从一开始就以大众剧场的所有观众为对象，主题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台词对白更是取材于群众，大量运用民谚俚语，插科打诨。这与华丽的字句一起，构成奇妙的审美效果，并进入现代英语的血液，成为英语文化的一部分。
莎士此亚起于“草根”阶层，却广泛受到各个层次观众的热烈追捧，并经历了历史和国界的检验。由“草根”而入“庙堂”的，古今中外，不独莎翁一例。宋代词人柳永，曾因“倚红偎翠”、“浅斟低唱”入不得殿堂，但谁也否认不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事实，“杨柳岸，晓风残月”成为流传千年的经典，他无可厚非地重回并永居庙堂之上。
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就分出了贵族派和平民派两种力量。贵族派只为少数贵族服务，虽然在诗歌和法语的发展上做出了卓越贡献，却远没有平民派作家拉伯雷的名气。后者因为用民间语言写出了现实主义关注人性的通俗作品并广泛传播，而在文艺复兴的史册上声名赫赫。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俗”的文化都战胜了以“雅”为出发点的艺术。平民派的“俗”，本质是以人为本，文艺复兴的起源就是挑战教会思想文化的统治，回归最普通大众的人性，因此莎士比亚才能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伟大代表。
乔伊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尤利西斯》，被誉为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之首，但其情节的复杂性，意识流手法的晦涩性，致使能够阅读这本小说的人寥寥无几。西方现代主义兴起以来，大量文艺家刻意制造陌生化的效果，为作品打上了所谓的“精英”烙印。这种风潮在中国的表现也非常突出，这不应是大多数文艺家长期的艺术追求。专业文学艺术创作往往会在巅峰处走向低谷，失去创作的激情和创新的灵感，而群众文化却更可能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专业文艺创作者必须正视群众文化的发展，这是应有的正确态度。近年来，不少作家做出了很多尝试，将视角放在普通大众身上，叙写小人物，细描日常生活状态与个体微妙的心理情绪。不过如果是居高临下用专业和高雅的身份去恣意想象和构建群众，不会有群众真正想要的表达。现在群众创造、欣赏、提升文学的水平不断增长，如何正确面对群众文化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在群众文化的土壤上更好地孕育和繁荣专业文学艺术，已是专业文学艺术家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廖文《莎士比亚戏剧：由“俗”到雅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