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节选）
汪曾祺
我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化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
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里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他可以骂人，可以生气着急，赌咒发誓。
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
我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的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
我喜欢这样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是蔼然仁者之言，这样的诗人总是想到别人。
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我不了解前些时报上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的实质和背景。我愿意看看这样的文章，但是我没有力量去作哲学上的论辩。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
讲一点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好呢？说老实话，不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惨病教训，不是经过拨乱反正，我不会产生对于人道主义的追求，不会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不会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也不会感到周围生活生意盎然，不会有透明的幽默感，不会有我近几年的作品。
关于现代派。
我的意见很简单：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外来影响，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法。
最新的现代派我不了解，我知道一点的是老一代的现代派。我曾经很爱读弗·沃尔英和阿索林的作品（通过翻译）。我觉得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下的某些苏联作家是吸收了现代派的表现手法的。比如安东诺夫的《在电车上》，显然是用意识流的手法写出来的。意识流是可以表现社会主义内容的，意识流和社会主义内容不是不相容，而是可以给社会主义文学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的。
我的一些颇带土气的作品偶尔也吸取了一点现代派手法，比如我在《钓人的孩子》一开头写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大西门外的忙乱纷杂的气氛，用了一系列静态的，只有名词，而无主语、无动词的短句，后面才说出“每个人带着他一生的历史和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这颇有点现代派的味道。我写过一篇《求雨》，写栽秧时节不下雨，望儿的爸爸和妈妈一天抬头看天好多次，天蓝得要命，望儿的爸爸和妈妈的眼睛是蓝的。望儿看着爸爸和妈妈，望儿的眼睛也是蓝的。望儿和一群孩子上街求雨，路上的行人看着这支幼弱、褴褛、有些污脏而又神圣的小小的队伍，行人的眼睛也是蓝的。这也颇有点现代派的味道（把人的眼睛画蓝了，这是后期印象派的办法）。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可以。而且我觉得只有这样写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可以说，这样写是为了主题的需要。
我觉的现实主义是可以、应该、甚至是必须吸收一点现代派的手法的，为了使现实主义返老还童。
但是我不赞成把现代派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
爱护祖国的语言。一个作家应该精通语言。一个作家，如果是用很讲究的中国话写作，即使他吸收了外来的影响，他的作品仍然会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外来影响和民族风格不是对立的矛盾，民族风格的决定因素是语言。“五四”以后不少着力学习西方文学的格律和方法的作家，同时也在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徐志摩（他是浙江硖石人）、闻一多（湖北浠水人），都努力地用北京话写作。中国第一个有意识地运用意识流方法，作品很像弗·沃尔芙的女作家林徽音（福州人），她写的《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所用的语言是很漂亮的地道的京片子。这样的作品带洋味儿，可是一看就是中国人写的。
外国的现代派作家，我想也是精通他自己的国家的语言的。
用一种不合语法，不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的，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语言写作，以为这可以造成一种特殊的风格，恐怕是不行的。
我的作品和我的某些意见，大概不怎么招人喜欢。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也许我有一天会像齐白石似的“衰年变法”，但目前还没有这意思。我仍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有点孤独，也不赖。
（有删改）
材料二：
文艺随笔是一种形式灵活、笔调轻松、富有趣味性的批评样式。随笔很注重内容的知识性，它不像规范的论文那样，注重逻辑和理论论证，而是选用富有趣味性的材料作铺垫，从中引出对某种观点和哲理的议论，再与文学领域的有关话题联系起来加以评论。与此相关，随笔的行文很讲究文采，笔调轻松活泼，亲切随意，深入浅出。批评家常以生动的述说、形象的描绘和巧妙的比喻创造出富有诗意的境界，寓抽象的道理于具体可感的图画之中，尽量避免枯燥的说理和严谨的论证，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艺术魅力。也有些随笔重在描述对文学的印象、感受，并不注重对知识的阐述，这类文章感情充沛，讲求文采，可读性很强，但学理性相对稍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