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夏商直到春秋时期，文学传播以口头传播为主。那时虽然有了甲骨、金石、竹木简及帛丝等文字载体，但是由于受到各种限制，它们在文学传播方式中还不能居于主导地位。《汉书》中有“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全在竹名故也”。也就是说，《诗经》虽然在秦代被焚毁，但是汉代还能完整保留下来，就是因为人们口口相传，不完全是依靠竹帛的记录。
西汉以后，直至唐代，随着统治者对文学典籍的重视，特别是造纸技术的不断提高，萌芽于先秦时期的抄写才真正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方式。魏晋时期甚至出现了“佣书”，即专职抄写员。“佣书”的出现大大加快了文字的传播速度。当时著名诗人谢灵运的作品为世人追捧，出现过“每有一诗到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的场面。
至于雕版印刷，有史可考的说法是源自唐初。进入五代时期，雕版印刷得到了统治者的鼓励。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清人编著的《书林清话》记载：“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三类：曰官刻本，日私宅本，日坊行本。”描述了宋代雕版印刷呈现的特征——宫府、私人和民间集体共同参与，刻书地城分布广泛，书籍种类和数量众多。
《宋史·邢禺传》载：景德二年（1005年）夏，宋真宗到国子监视察，问及书籍刊刻情况，邢禺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备。”这当中就包括为宋朝统治阶层所推崇的韩愈作品集。
（摘编自郭平《宋代印刷术繁荣放大韩愈影响力》）
材料二：
北宋初期到中期，是印刷术逐渐成熟并渗入日常生活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士人敏锐感受到了印刷术发展对传统阅读方式的冲击。急遽增多的书籍对阅读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士人不得不放弃抄本时代字斟句酌的反复咀嚼。获取书籍的便捷，在缓解记诵压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士人读书的粗疏。
尽管如此，时代确实在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向前发展。士人的阅读方式和知识结构持续改变。曾让杜甫沾沾自喜的“读书破万卷”，对宋人而言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王安石自称“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欧阳修不但读书多，而且以读书为人生第一乐事，“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宋人的阅读量空前增长，知识面迅速拓宽，因而建立起淹通经史、学兼四部的新型知识体系。新型知识体系又促使他们的思考方式发生转变。新兴的文艺思想即在此基础上得以生长。
北宋中后期，宋代文艺思想迈入全面繁盛的阶段。印刷术发展对宋代文艺思想的潜移默化，于此时收获了累累硕果。首先，对学识积累的高度重视，成为此时期士人的共同追求。宋人以博学相尚。基于印本的易得和阅读速度的提升，士人们读书之多、学问之博，一般远超前代文人。据记载，有人对宋神宗说，苏轼文才可与李白相比，宋神宗回答：“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在他的眼中，论诗歌的天才，李白、苏轼或可比肩；而论学识的渊博，则李白一定不如苏轼。神宗的说法虽只是一己之见，但也反映了宋人对学识的重视程度之高。
其次，宋人不仅追求学识的积累，还追求学识的创造性转化。伴随知识增长而来的，是理性的判断和积极的思索。宋人不满足于知识的组合与叠加，而追求博学基础上的超越和探索属于自己的特色。这一倾向在诗学领域的体现尤为突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哲理性、议论性的增强，是宋诗区别于唐诗的重要特征。智性思维和思辨色彩，也成为宋代文学及文艺思想的突出特色。
再次，知识面的大幅拓展与新型知识体系的建立，推进了文学内部各文体以及文学艺术各门类之间的交汇与整合，促生了集大成式的文艺思想观念。大量的阅读与坚实的储备，不但有助于宋人遍考前作，而且激励他们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就文学内部而言，各文体之间的相互勾连、相互影响极为突出，形成“破体为文”的重要观念。破体为文的现象在宋代文学中大量存在，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各文体之间的界限被频繁打破，作者不断吸收其他文体的特长，充分发掘各文体的表现潜能，丰富了文学的面貌。与此同时，文学又与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交汇，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在音乐基础上，词的独特形制与艺术专长得以成型，进而成为宋代文学之突出代表。
从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南宋印刷术达到极盛。随着印刷业的持续扩大，专门性的文艺批评著作得以迅速增多。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知识爆炸”之后的反思。知识的大幅增多，固然拓展了眼界，但也带来了许多困惑——面对众多庞杂的信息该如何取舍？对知识的依赖可以达到怎样的程度？知识积累是否是提升文学艺术境界的唯一途径？正是在这类反思中，主张“铺张学问”“点化陈腐”的江西诗风遭到反拨，闭门觅句的做法受到否定。
（摘编自周剑之《印刷术与宋代文艺思想之演进》）
材料一：
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节选）
汪曾祺
我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化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
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里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他可以骂人，可以生气着急，赌咒发誓。
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
我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的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
我喜欢这样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是蔼然仁者之言，这样的诗人总是想到别人。
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我不了解前些时报上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的实质和背景。我愿意看看这样的文章，但是我没有力量去作哲学上的论辩。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
讲一点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好呢？说老实话，不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惨病教训，不是经过拨乱反正，我不会产生对于人道主义的追求，不会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不会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也不会感到周围生活生意盎然，不会有透明的幽默感，不会有我近几年的作品。
关于现代派。
我的意见很简单：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外来影响，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法。
最新的现代派我不了解，我知道一点的是老一代的现代派。我曾经很爱读弗·沃尔英和阿索林的作品（通过翻译）。我觉得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下的某些苏联作家是吸收了现代派的表现手法的。比如安东诺夫的《在电车上》，显然是用意识流的手法写出来的。意识流是可以表现社会主义内容的，意识流和社会主义内容不是不相容，而是可以给社会主义文学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的。
我的一些颇带土气的作品偶尔也吸取了一点现代派手法，比如我在《钓人的孩子》一开头写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大西门外的忙乱纷杂的气氛，用了一系列静态的，只有名词，而无主语、无动词的短句，后面才说出“每个人带着他一生的历史和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这颇有点现代派的味道。我写过一篇《求雨》，写栽秧时节不下雨，望儿的爸爸和妈妈一天抬头看天好多次，天蓝得要命，望儿的爸爸和妈妈的眼睛是蓝的。望儿看着爸爸和妈妈，望儿的眼睛也是蓝的。望儿和一群孩子上街求雨，路上的行人看着这支幼弱、褴褛、有些污脏而又神圣的小小的队伍，行人的眼睛也是蓝的。这也颇有点现代派的味道（把人的眼睛画蓝了，这是后期印象派的办法）。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可以。而且我觉得只有这样写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可以说，这样写是为了主题的需要。
我觉的现实主义是可以、应该、甚至是必须吸收一点现代派的手法的，为了使现实主义返老还童。
但是我不赞成把现代派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
爱护祖国的语言。一个作家应该精通语言。一个作家，如果是用很讲究的中国话写作，即使他吸收了外来的影响，他的作品仍然会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外来影响和民族风格不是对立的矛盾，民族风格的决定因素是语言。“五四”以后不少着力学习西方文学的格律和方法的作家，同时也在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徐志摩（他是浙江硖石人）、闻一多（湖北浠水人），都努力地用北京话写作。中国第一个有意识地运用意识流方法，作品很像弗·沃尔芙的女作家林徽音（福州人），她写的《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所用的语言是很漂亮的地道的京片子。这样的作品带洋味儿，可是一看就是中国人写的。
外国的现代派作家，我想也是精通他自己的国家的语言的。
用一种不合语法，不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的，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语言写作，以为这可以造成一种特殊的风格，恐怕是不行的。
我的作品和我的某些意见，大概不怎么招人喜欢。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也许我有一天会像齐白石似的“衰年变法”，但目前还没有这意思。我仍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有点孤独，也不赖。
（有删改）
材料二：
文艺随笔是一种形式灵活、笔调轻松、富有趣味性的批评样式。随笔很注重内容的知识性，它不像规范的论文那样，注重逻辑和理论论证，而是选用富有趣味性的材料作铺垫，从中引出对某种观点和哲理的议论，再与文学领域的有关话题联系起来加以评论。与此相关，随笔的行文很讲究文采，笔调轻松活泼，亲切随意，深入浅出。批评家常以生动的述说、形象的描绘和巧妙的比喻创造出富有诗意的境界，寓抽象的道理于具体可感的图画之中，尽量避免枯燥的说理和严谨的论证，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艺术魅力。也有些随笔重在描述对文学的印象、感受，并不注重对知识的阐述，这类文章感情充沛，讲求文采，可读性很强，但学理性相对稍弱。
沈伦，字顺宜，开封太康人。少习《三礼》于嵩、洛间，以讲学自给。汉乾祐中，白文珂镇陕，伦往依之。周显德初，太祖领同州节度，宣徽使昝居润与伦厚善，荐于太祖，留幕府。太祖继领滑、许、宋三镇，皆署从事，掌财货，以廉闻。及受周禅，自宋州观察推官召为户部郎中。奉使吴越归，奏便宜十数事，皆从之。道出扬、泗，属岁饥，民多死，郡长吏白于伦曰：“郡中军储尚百余万斛，倘贷于民，至秋复收新粟，如此则公私俱利，非公言不可。”还具以白。太祖即命发廪贷民。建隆三年，迁给事中。明年春，为陕西转运使。王师伐蜀，用为随军水陆转运使。先是，王全斌、崔彦进之入成都也，竞取民家玉帛子女。伦独居佛寺饭蔬食，有以珍异奇巧物为献者，伦皆拒之。东归，箧中所有，才图书数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贬全斌等，以伦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先是，伦第庳陋，处之晏如。太祖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按图督工为治之。伦私告使者，愿得制度狭小，使者以闻，上亦不违其志。开宝二年，丁母忧，起复视事。六年，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剑南水陆发运事。雩祀西洛，以伦留守东京兼大内都部署。俄召赴行在令预大礼太平兴国初加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监修国史亲征太原复以伦为留守判开封府事加左仆射是岁疾作自是多请告雍熙四年，卒，年七十九。赠侍中。伦清介醇谨，车驾每出，多令居守。好释氏，信因果。尝盛夏坐室中，恣蚊蚋噆其肤，童子秉箑至，辄叱之，冀以徼福。在相位日，值岁饥，乡人假粟者皆与之，殆至千斛，岁余尽焚其券。
（节选自《宋史·沈伦传》）
①太祖继领滑、许、宋三镇，皆署从事，掌财货，以廉闻。
②先是，王全斌、崔彦进之入成都也，竞取民家玉帛子女。
题胡逸老致虚庵
黄庭坚
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籯①常作灾。
能与贫人共年谷，必有明月生蚌胎②。
山随宴坐图画出，水作夜窗风雨来。
观水观山皆得妙，更将何物污灵台。
【注释】①籯：筐笼一类的盛物竹器。②《三国志》孔融赞韦端的两个儿子“不意双珠，近出老蚌，甚珍贵之”，比喻子孙有才德。
汉服全称“汉民族传统服饰”，是从黄帝即位到明末清初，在汉族主要居住区域，围绕中原礼仪文化为中心，经历史演变而形成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个性，且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集中体现了我礼仪之邦“锦绣中华”的煌煌文明，也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
汉服的纹饰喜欢采用带有吉祥寓意的图纹，如“六合同春”“五谷丰登”“锦上添花”等图案。（ ），如恋人互赠信物和新婚婚服上会采用鸳鸯的图样，叫“鸳鸯同心”“鸳鸯戏水”等；寿诞则采用龟、鹤的图样，叫“龟鹤齐龄”“松鹤长寿”“鹤献蟠桃”等，取长寿的寓意。
汉服历史悠久、底蕴丰厚，如一坛封藏的美酒，古色古香回味悠长隽永；又如一本宏制的帛书，在一丝一线中延续中华民族不朽的文明。
血液中90%的成分是水，在一定程度上，“ ① ， 血质决定体质”。有些人会通过喝大量的饮料来补充水分，然而，并不是所有饮料，对身体都是有益的。
大部分饮料是将饮用水、糖分、果汁或添加剂混合成一定比例进行勾兑的，一方面能够丰富水的口感和味道，起到解渴作用；另一方面，颜色亮丽的饮料更能吸引顾客的注意。② ， 容易导致糖分摄入过多，加重身体消化负担。人们容易产生饱腹感，从而降低食欲，导致营养失衡，影响身体发育，诱发超重、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
碳酸饮料中含有磷酸盐和大量二氧化碳成分，长期饮用会影响人体钙元素的吸收，不利于人体骨骼发育，诱发缺铁性贫血等症状。此外，健康的人体多呈弱碱性，若血液中的酸性物质过多则不利于血液循环，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
光的赞歌（节选）
艾青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命/是银河星云中的一粒微尘/每一粒微尘都有自己的能量/无数的微尘汇集成一片光明/每一个人既是独立的/而又互相照耀/在互相照耀中不停地运转/和地球一同在太空中运转
我们在运转中燃烧/我们的生命就是燃烧/我们在自己的时代/应该像节日的焰火/带着欢呼射向高空/然后迸发出璀璨的光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学校组织“踏上新征程，奋进新时代”主题征文活动。读了上面的诗歌，请你结合自己的联想和思考，写一篇征文。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