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无为”是《老子》一书的中心论旨，是老子思想的集中表现和概括。“自然”是其价信目标，“无为”则是其方法原则，这二者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所以后世人们常把它们会称为“自然无为”。“无为”不是“不为”，它并不否定人类一切行为、作为和活动。《老子》第64章结尾说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就一般意义而言，“辅万物之自然”就是在“为”。而“辅万物之自然”，一边又说“不敢为”，可见在他眼中只有破坏或改变“万物之自然”才是“为”，而“辅万物之自然”并不算“为”，联系这一章前而所说的“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几句，就不难悟出老子的“无为”之“为”有其特定的内涵：它是指那些以个人私欲破坏天然，以矫揉造作代替真性，以主观意志干扰自然规律的行为。
“无为”在《老子》通行本中共出现十三次，几乎次次都直接或简洁与“圣人”有关，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2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第3章），“爱民治国，能无为乎”（第10章），“我无为，而民自化”（第57章），“圣人无为”（第64章），可见，“无为”首先是一种“爱民治国”的原则，而“无为”的施行者又主要是“圣人”。
老子为什么特别强调“圣人”或君主应当“无为”呢﹖顺而不为才能达自然之性，因而不施才能畅万物之情。统治者如果去淳朴而用权谋，民风就会一天比一天奸巧诡诈；如果去宽厚而用严刑，社会就将越来越动荡混乱；如果去俭啬而尚奢侈，人民就会无以为生而铤而走险。这样，万物既不能得其正，百姓也不能安其生。物不能遂其性而人不得安其生，还能实现自然和谐的社会理想吗？老子提出的“戒贪欲”“弃智巧”“禁严刑”“去奢华”等命题都是君主“无为”这一原则的引申。
同时，“无为”在历代的接受过程中也发生了另一层面的“变异”；它从特定的管理方法变成了一般的生活原则，从“圣人”的治国之道变成了常人的处世之方。两千多年来，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从皇帝到平民，从显贵到白丁，从武夫到文士，从学富五车的骚人墨客到目不识丁的小贩村夫，无一不受到它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君主用它来治国，将军用它来带兵，文人们用它来搞文艺创作，经理们用它来办企业，甚至父辈用它来教子孙。
“无为”在运用的过程中被不断丰富，在丰富的过程中又发生变异，在变异的过程中被历史延续，在延续的过程中又保持着它的某些本质特征——不仅君主明白治国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言则无不教，无为便无不为；不仅文人深知艺术作品须得“巧夺天工”，更应该“天然入妙”，写诗最好应像是“脱口而出”，绘画最好应像是“随意挥洒”，过分吃力容易留下人工的痕迹，矫揉造作更有损“自然”；就是老百姓也懂得“心急吃不了热粥”，违背自然则“有意栽花花不发”，因任自然便“无心插柳柳成荫”。
（摘编自戴建业《无为：治国之道与处世之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