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的观念在《五经》中已经出现，如《书经·皋陶谟》《逸周书·周书序》已有“慎厥身修”“修身观天”“修身敬戒”等说法。周公明确地将“天命”与“德”联系在一起，原本“嗜饮食”“不歆非类”的天、神转而成为超越族类、超越世俗物质利益的“飨德”“惟德惟馨”“惟德是辅”的道德神。就此而言，西周政治文化已经具备“崇德贵民”的人文主义底色。在这个时代，代表世俗的道德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地官传统”逐渐压倒以神灵祭祀为核心的“天官传统”，与此相伴，礼乐文化中的仪式意义逐渐内化为德性的要求。“仪式伦理”向“德行伦理”过渡是西周的时代精神。周人的“敬德”观念，诚如徐复观所说，其背后的“忧患意识”具有“道德的性格”。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现象，周公重视德行的根本目的始终未脱离“获得天命”“守住天命”这一终极视野。“敬德”与“受命”“德”与政权的“天命”往往绑在一起。对“德”的追求虽不乏真诚与坚定，但其动机却始终无法超越政权“受命”的向度。
余英时指出，春秋的前半段，大约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孔子出生前一个世纪左右)，“修德”已成为“精神内向运动”的主题：与王朝“天命”相联系的集体和外在的“德”逐渐转为个人化、内在化的“德”，但这个“德”仅限于诸侯、执政、卿大夫，而仍未及一般人；另外这个“德”虽已开始“内在化”，但以何种方式内在于人，亦指示未清，此中关键在于尚未出现“心”的观念。
孔子坚持有教无类，使得修身带有开放性，在原则上不限定在某个阶层。后来的《荀子·君道》与《礼记·大学》都明确指出，上自天子下至臣下、百吏乃至庶人皆以修己、修身为本。孔子始又强调“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显然孔子对德行的追求不仅具有了普遍性，而且具有了纯粹性。《孟子·尽心下》则说：“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由“受命”向“俟命”、由古老的“善恶有报”宗教观念向德福剥离、由“行仁义”的外在要求向“由仁义行”的内在修养，德行自此获得了自身的纯粹性和自足性。需要补充的是，在孔子之前，“德”尚未完全证得其自身的普遍性、纯粹性与自足性。
自孔子开始，人与禽兽之别的话语见于不同的文献。先秦诸子不约而同地将“禽兽”视为映射人之为人的“他者之镜”，人禽之别话语的出现标志着人之“类意识”的自觉、“做人”意识的自觉。人之“天爵”“良贵”说将人之“贵”由世间差异性的社会地位提升至人人皆具的超越性身位，不仅构成了人皆可成圣的人性论的超越根据，也构成了传统向现代不断转化的精神资源，谭嗣同“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这一近代“仁说”未尝不可视为对这一精神资源的重新激活。
(摘编自陈立胜《儒家修身之道的历程及其现代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