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汉末年至两晋，儒学信仰日渐失效。据《汉书》载：“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同时，五经博士解释经文，谶纬附会，各家弟子只能严守家法。而且身处乱世，人的生命有如草芥，所谓“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一些儒者开始逾越儒家礼度和经学家法，杂采老、庄之说，魏晋玄学兴起。其仍奉孔子为圣人，力图用道家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并开始为儒学体系探求本体论基础，即“名教出于自然”。经过玄学挣扎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洗礼，国人在两晋时期突然拥有了少见的思辨能力和兴趣，这为中国文化与佛教思想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胡绍军《魏晋玄学研究三十年》等
材料二 从西汉到隋唐的一千余年间，儒家学者偏重名物制度、章句训诂，讲求的是师承家法，对经义本身却无多少争论。反映在察举和科举的各种通经考试上，只是墨义、注疏，不允许对义理内涵作自由发挥。……从北宋中期起，唐代以来主要以诗赋、帖经、墨义取士的做法受到了抨击，经义考试逐渐在科举中取得了重要地位。当时的经义考试，既可承袭旧说，又可自为立说。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进步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
史论认为，黄氏之说，根本上不脱儒家思想理路，却将儒家政治、社会观推演为一更具民本精神之制度化蓝图……若以为其所论仍与“现代”不侔，而定其为无新见，则失于以“现代”事物为绝对尺度。
——赵轶峰《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