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河姆渡文化 ②良渚文化 ③龙山文化 ④姜寨遗址
①东突厥 ②回纥 ③靺鞨族粟末部 ④西突厥
记述 |
出处 |
“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 |
东晋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 |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
唐朝慧能《坛经》 |
“孝也极焉……以佛广之……孝其至且大也。” |
北宋契嵩禅师《孝论》 |
据表格内容可以认定的历史事实是,佛教
①孙思邈写成《千金方》 ②贾思勰写成《齐民要术》
③李时珍写成《本草纲目》 ④郭守敬编定《授时历》
材料一 (隋朝)明确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律由尚书省所属吏部任免,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与此同时,选举权也集中到中央……代之以……该制度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首先设立秀才、明经等科……一律按才学标准录取。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中国传统政治,既主选贤与能,为何不想出一种皇帝公选的制度来呢?这亦有它外在客观条件之限制。在贵族政治下,皇位容易公选,小国寡民城市国家的皇帝,也易公选。中国自秦以后,却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社会上又没有特权贵族存在,散漫的一千几百个县行政单位,居民多数在农村,皇帝公选无法推行。有一个举国共戴长期世袭的元首,国家易趋安定。只求他不太作恶,利害两权,而容许一个世袭皇室之存在,这不能说是全由于皇帝方面之压力,也不能说是全由于人民方面之奴性。这尽可有一个较近光明的看法,较近情理的说法。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一 在河南辉县固围村的战国时期魏墓中,一次出土了160多件铁器,其中有铁农具58件,数件“V”形犁或铁犁冠被发现。
——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东晋时期)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
——[唐]房玄龄《晋书》
材料三 唐代租庸调制,务使大家有田地,自可向国家完粮;抽出余暇,为国家义务服役;农业社会里的家庭工业,最要的是织丝织麻,国家征收他一部分的赢余,也不为病。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为民制产,在使有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于是对政府征收此轻微的税额,将会觉得易于负担,不感痛苦。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四 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在此之前,历代的赋税征收,或据田亩,或按人口,或据户头。清查户口、人丁,尽可能抑制豪强兼并土地,防止自耕小农破产,均是历代一以贯之的政策。两税法实施后的一千多年中,按资产收税……成为赋税变化的主流。土地占有量是核定资产、征收赋税的首要依据,土地兼并不再是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对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清查与登记成为政府经济管理的重要活动。
——据李剑农《中国经济史稿》等
材料一 东汉末年至两晋,儒学信仰日渐失效。据《汉书》载:“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同时,五经博士解释经文,谶纬附会,各家弟子只能严守家法。而且身处乱世,人的生命有如草芥,所谓“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一些儒者开始逾越儒家礼度和经学家法,杂采老、庄之说,魏晋玄学兴起。其仍奉孔子为圣人,力图用道家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并开始为儒学体系探求本体论基础,即“名教出于自然”。经过玄学挣扎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洗礼,国人在两晋时期突然拥有了少见的思辨能力和兴趣,这为中国文化与佛教思想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胡绍军《魏晋玄学研究三十年》等
材料二 从西汉到隋唐的一千余年间,儒家学者偏重名物制度、章句训诂,讲求的是师承家法,对经义本身却无多少争论。反映在察举和科举的各种通经考试上,只是墨义、注疏,不允许对义理内涵作自由发挥。……从北宋中期起,唐代以来主要以诗赋、帖经、墨义取士的做法受到了抨击,经义考试逐渐在科举中取得了重要地位。当时的经义考试,既可承袭旧说,又可自为立说。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进步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
史论认为,黄氏之说,根本上不脱儒家思想理路,却将儒家政治、社会观推演为一更具民本精神之制度化蓝图……若以为其所论仍与“现代”不侔,而定其为无新见,则失于以“现代”事物为绝对尺度。
——赵轶峰《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