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关于三星堆遗址（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成都金沙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化，主流的解释是商周时期的西南方国属于古书中有片段记载的蚕丛或者鱼凫王朝。不过，历来也有一些吸引眼球的奇怪说法流传，比如说，有人猜测古蜀人来自埃及或者巴比伦之类的古近东文明，也许是古老文明覆灭后的难民，来到东方定居。
这样的想象当故事听也许会比较有趣，但经不起进一步的推敲。从整体来说，迄今没有任何实在证据表明古蜀文明源自西亚或地中海地区的更古老文明。根本理由也非常简单：如果有整体、全面、大规模的文明移植，不论是西方族群的移民还是本土族群主动的学习，都会留下清晰不可磨灭的痕迹。但三星堆和西方世界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比如常说的金面具，这次还出土了一个更加巨大的残片，固然和古埃及和迈锡尼文明的金面具可以相类比，但具体的工艺和形式又相差很远，除了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的人脸模样之外，毫无“遗传基因”上的相似。其用途也是用于祭祀而非丧葬，相去甚远。
相反，无论是当年还是目前这次，三星堆中出土的中原风格的器物很不少，比如尊、罍等日用的青铜器，又如玉璋、玉琮等祭祀“法器”，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有自己的悠久传承。表明古蜀国要么是中原文明的支流，要么是与中原文明相互平行但又有密切学习交流的关系，又或者是几种古文化的汇聚和创造性发展，都可以在东亚文明区系的内部予以解释。最新的发掘更加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发现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几乎一模一样的商代圆口方尊——说不定是同一个窑里浇铸出来的——充分说明二者之间的往来相当频密。
《尚书》中记载，“蜀国”曾参与了武王伐纣等商周史事，有人认为二者相距太远，应当是另一个同名的方国，但上述考古发现表明，即使在上古时代，蜀山也未必是不可跨越的天堑。甲骨文专家孟世凯还从殷墟甲骨中解读出了蜀国贵族曾到访商都的信息，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这种关联当然没有“古蜀是古埃及人后裔”之类那么吸引眼球，但也富有历史的趣味，对我们还有重大启迪：传统史学认为中国文明自中原兴起而惠及四方，是一种较单一的起源关系，但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文明的初期恰恰是“满天星斗”，四方星辉交映，捧出了黄河流域的“太阳”。中国、中原的“中”，实则蕴含了对四方上古文化的古老记忆。恰是“居间”的有利位置，孕育了吸收东西南北各方文明因子（包括遥远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而加以创造性转化的夏商文明。各方从这个“文明交流中枢”中获得信息而反哺自身，又反过来“问鼎”这一中枢，比如稍后的周人、秦人、楚人……古蜀与之的关系较为疏远，在千年中“另立门户”，但最终仍然百川归海。比如古蜀人神秘的青铜神树，在汉代就转变为后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摇钱树”……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虽然我们不能苟同中国文明是全盘或根本上的外来移植，但也无需过度鼓吹其纯粹一元，自根自生。毋宁说，它在源头中就蕴含多元与综合，“中国”之“中”，恰恰意味着源头的包容、开放与谦卑。
（摘编自南方周末《三星堆与中国文明多源性》）
材料二：
1986年，三星堆遗址1号坑与2号坑完成抢救性发掘，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考古工作者很快对遗址实行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如今三星堆祭祀区重启发掘更为引人注目：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预案层层审批完善，各种高科技设备应用于从发掘到研究环节，全国34家科研单位集体攻关……这表明，全新技术支持下的新时代考古，不仅能够最大程度降低考古发掘对于遗迹现场的影响，也为进一步研究留存了更大空间。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精美牙雕残件等重要文物500余件，在社会上掀起了新一波“考古热”“文保热”。从陆续出土的精美文物看，三星堆遗址再一次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昭告世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的属性。以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为带动，做好三星堆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为新时代新征程汲取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给养。
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是华夏先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凝聚着我们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在这次被大家称作“三星堆。上新”的考古过程中，人们通过网络直播与新闻报道，热烈而深入地参与到考古互动中。当古代文化与现代生活相遇，人们展现出探讨历史、关注文化的浓厚兴趣，使得考古不再“冷门”，文物不再“高高在上”。文化自信和自豪感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尊崇。
（摘自人民网时评《引人注目的“三星堆上新”考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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